甚至问题还不止如此简单。即便猎人乙坚决不改变自己猎鹿的行为，合作一样有可能得不到维持。猎人甲完全可能这样想：我以前说过的话有失约的时候，不知道猎人乙会不会坚信我会猎鹿呢？若他不能坚信，显然我猎兔就更保险。于是，猎鹿的合作也可能被破坏。
事实上，猎鹿的均衡也可以说是脆弱的，特别是对于风险规避的参与人。因为很小的信念偏离就可能破坏猎鹿合作。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对自己或者对对方有一点点信心不足，就会导致猎鹿的合作不能达成。很多时候，一个人可以对自己充满信心，但是对别人总是不能抱有十分的信心，仅仅因为对对方信心的一点点担心，也会破坏猎鹿合作。除非这两个猎人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在过去合作的历史上，他们从来没背叛过对方，猎鹿合作就可以逐渐稳固地达成。这一点，也反映出过去的历史对于当前合作的重要性。
贫困陷阱
不少研究文献注意到贫困的文化陷阱，把贫困归结到人们长期互动中形成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锁定。这与人们的行为协调失败的历史有关。而行为协调的失败，许多时候都与信心博弈有关系：因为担心别人不会选择一个更有利于大家的策略，所以自己也不去选择一个更有利于大家的策略。最初的协调失败使人们对后来的协调更没有信心，最终形成了协调失败的文化陷阱。
桑塔菲研究所经济学家鲍尔斯曾讲到一个例子：印度的巴伦布尔镇的农民，给冬季作物播种的时间要比最符合农作时令的时间晚几个星期。既然早播种能够带来更大的收益，为什么农民不早播种呢？当地农民自己给出的解释是：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播种，因为在任何一块地播下的种子很快会被鸟类啄食。于是鲍尔斯问道：“会不会有一大群农民，比如亲属们，曾经共同商定都在同一天提早播种以使损失最小化？”农民回答说：“如果我们知道怎样操作，我们就不会如此贫穷了。”
鲍尔斯用如下博弈来刻画农民之间的关于播种时间的互动决策：
农民乙
早 晚
农民甲 早 4，4 0，3
晚 3，0 2，2
这样一个博弈表明：同样的个人在同样的环境下，要么实现富足生活，要么遭遇贫困，这仅仅取决于他们的历史。早播种可以成为一种均衡，但它不是必定出现的。晚播种也是一个均衡。在历史上偶然出现了某个均衡，最终成为历史；当所有人相信人们会参照过去的选择行动时，这些均衡就成为影响人们行为决策的习俗。但是，当陷入一个低劣均衡的习俗时，人们就只有遭受贫困的折磨，因为任何个人都难以改变习俗，使全部人跳出这个低劣的均衡。
影响人类合作的因素还很多。合作问题，是社会科学的根本问题，照汪丁丁教授的说法，它涉及“人类社会何以可能”这样的根本性问题。但在这样一本粗浅的书中，我们并不试图谈得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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