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樵真传

    六、余立奎被引渡到上海

    余立奎被捕后，李济深就让香港东华医院总经理杜其章出面，帮助他代请了小律师冼秉熹。香港的法律，小律师不能到高级法院辩护，但当事人不得自请大律师；案卷移交高等法院后，冼秉熹又帮他请了英籍大律师欧文。

    事后得知，抓到余立奎后，戴笠非常乐观，立即命令陈亦川、陈资平等特务，通过余立奎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发现并抓获王亚樵。

    陈亦川是安徽霍邱三流集人，长期在军统上海站工作。自从王亚樵上了戴笠追捕“黑名单”，因为他是王亚樵的安徽老乡，而王亚樵的老乡观念很重，于是，戴笠就对他委以重任，任命他为追捕组组长，并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陈亦川认为，这是他飞黄腾达、官运亨通的大好机会，因此，他干起活来，十分卖力。1930年冬天，他辗转打听到，上海法租界蒲柏路（今太仓路）京都公寓是安徽老乡的一个聚会场所。于是，他就租住了一间，并与王孝楚称兄道弟。他了解到王孝楚与王亚樵交往颇深，就多次请王孝楚下酒馆，称赞王亚樵是安徽人的骄傲，希望拜他为师，加入“斧头帮”。但是，王孝楚深知王亚樵的规矩，就是不说。不久，陈亦川两手空空，不辞而别。

    1936年1月，陈亦川来到香港，竖起耳朵，到处探听王亚樵的行踪，忙乎多日，听人说，轩尼诗道茂源绸布庄可能与王亚樵有些瓜葛。于是，他有事没事，就在茂源绸布庄附近转悠。一天，他看见一个男人匆匆走进茂源绸布庄，心中一惊：“这不是余亚农吗？”他与余亚农有一面之交，而余亚农的面部有明显的疤痕，很好辨认。为了不被怀疑，他在远处躲着，过了一个多小时，等余亚农走出绸布庄，走了百十米，他才像不期而遇似的，迎上前去。

    “哎呀，你不是亚农大哥吗？这么巧啊！”陈亦川伸出双手，热情地打招呼。

    “你是？”余亚农问道。

    “我是亦川，陈亦川，霍邱人。咱们是安徽老乡，在上海见过……”

    “噢，是亦川啊。你……你怎么到了香港？”

    “我？哎，别提了，还不是为了糊这张口吗？”

    于是，陈亦川盛情邀请余亚农进了一个小酒馆叙叙旧。因为是老乡，余亚农不好驳他的面子，也希望借机了解一些他的真实情况，于是，也就答应了。酒酣耳热后，陈亦川把的南京政府骂了一通，把自己失业的苦水倒了一通，最后提出，想请余亚农引见，拜王亚樵为师，与反动政府大干一场。

    “老弟，不是我不愿帮你这个忙，说实话，王亚樵神出鬼没，他现在躲在哪里，我一点都不知道。”余亚农推辞道。

    虽然余亚农没有帮忙，但是，考虑到他这个小老乡在香港无依无靠，就动了恻隐之心，答应在适当时机，给他介绍一些事做。因此，陈亦川便三天两头去找余亚农。

    王亚樵听了余亚农的报告，没有吭声。王亚瑛想了想，说：“现在九哥是南京政府的通缉犯，这个时候，陈亦川来投靠，有些不大把握。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一些，军统特务是无孔不入的。”

    余亚农也觉得此事有点蹊跷，暗藏风险，就赶紧搬家，切断了与陈亦川的联系。

    刚刚发现的线索，像彩色泡沫一样破灭了。陈亦川心里懊悔，但他更加意识到，茂源绸布庄大有文章。于是，他就吩咐部下，日夜紧盯茂源绸布庄。而王亚樵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得知余亚农是在轩尼诗道上与陈亦川碰巧遇到的，就联想到茂源绸布庄这个据点可能已经暴露，因此，就悄悄地将它兑换给了别人。

    抓获余立奎之后，陈亦川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加大力度，不能让王亚樵这只煮熟的鸭子再飞走。他得知余立奎的律师是冼秉熹，就摸清他的住处，带上四五个人闯进冼宅，一手拿枪，一手拿一大沓钞票，让冼秉熹选择。冼秉熹见利忘义，被陈亦川收买成为“眼线”。遗憾的是，余立奎在江湖上闯荡多年，警惕性很高，无论谁提及王亚樵，他都本能地避开，结果，陈亦川从冼秉熹那里并没得到多少有价值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