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其人其文

    陈　冲

    我是严歌苓的新长篇《第九个寡妇》的第一个读者。像往常一样，歌苓在刚完成部作品时总是茫然困惑，自信心一落千丈，在一种奇怪的低潮的心情中把稿子发给了我。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女人分娩后的产后抑郁症：无论生了多精彩的孩子，母亲都会陷入莫名的灰心颓丧，甚至认为分娩出的生命是低质的。《第九个寡妇》无疑是非常精彩的，我在读前几章时就用e-mail告诉她：“iloveeveryail,告诉她我对小说的看法：这本书无论放到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任何文学中去，它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作品。我承认我对歌苓的作品怀有偏爱，但女人是感性的，往往一爱就偏，不偏就不热烈。

    对寡妇王葡萄，谁又能不偏爱呢？偏爱意味着护短，对这个人物的负面（尽管很少）———比如不贞，比如缺乏忍让的传统美德视而不见。最令我不能原谅的一点是她抛弃亲生儿子挺。但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对葡萄的偏爱。偏爱还意味着无条件的全面接受。一旦偏爱开始，理性就终结了。你会设身处地为葡萄去开脱，把她的不近情理之处合理化。抛弃她和少永的儿子挺让我这个两个女儿的母亲难以接受，但由于偏爱，我还是在葡萄和挺分离时为她热泪盈眶。葡萄这个举动不仅意味着她对母子关系的割舍，也意味着她对少永爱情的放弃。这割舍其实是葡萄终极道德和人格的取舍，我把她合理化为对背叛的背叛———孙少永背叛父亲，也就是背叛人伦以及背叛基本的是非观（他的地主父亲孙怀清是个好人），葡萄以舍弃少永的孩子来割断由孩子牵拉的她与他之间的纽带。葡萄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这只是我对她产生偏爱后为她寻找的行为依据。

    我喜爱歌苓的小说，是从读她的《雌性的草地》开始的。那还是一九九一年。我读完之后，为作品的磅礴大气，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深远情怀以及罕见的激情而震惊。当时我对借书给我的朋友说：“她的激情都要把我给烧化了。”再次读这部小说时，我发现尽管它激情澎湃，歌苓始终将小说置于冷调的控制中。这也是她的一贯风格。

    后来她的小说接连在海外获大奖，记得有一年她一连夺下三个一等奖。到《扶桑》和《人寰》，她得奖已经是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天浴》的小说得奖之前，她跟我讲起这个故事，讲得并不详细，但我告诉她我能从中看到一部很美的电影。小说从口述变成文字后，那些画面更有质感，几乎可以嗅到川藏草原的气息了。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于她是调动自己的感官感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触，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感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深沉被极其细腻的女性感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感到多层次的满足。而她的声、光、色、动作往往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电影人误认为她的小说是含金量极高的电影原材料，直到改编时才会感到不解：怎么会这么难改编呢？改编《扶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其实《扶桑》那浓郁的色彩和画面以及特色十足的人物都是假象；歌苓是一个有着发达的形而上思维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无论怎样立体可视，呼之欲出，其实是服务于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发现越是抽象的故事，歌苓越发投入细腻的感官感染力，以感官的感染力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昵沟通，把读者带入感官佳境，不知觉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