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江

    第二章 别了，司徒雷登（14）

    章士钊生前有两个心愿：一是《柳文指要》能出版；二是能帮助解决台湾问题。他的第一个心愿后来实现了，第二个心愿当然只能作为他的遗愿了。

    关于章士钊为两岸关系斡旋的一些“秘闻”如今已相对公开，让我们窥见在两岸关系初期，既有硝烟又有接触与沟通的那段特殊历史。

    终其一生，亦官亦士、亦主亦客的“无党派人士”章士钊交游甚广，这使得他在1949年后的中国大陆成为一个很特别的人物。

    章士钊早年就读于武昌两湖书院，与当时求学的黄兴为莫逆之交，后又与黄兴一同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1903年，全国发生拒俄运动，江南陆师学堂学生积极响应，章士钊为该校学生运动的领袖。不久，章士钊又因《苏报》案而一举扬名。一个月后，章士钊又创办《国民日报》，继承《苏报》传统，继续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与孙中山等人一同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1925年创办《甲寅》杂志。

    在1920年的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中，、蔡和森手持杨昌济（杨为夫人杨开慧之父）先生的手书求见当时在上海的章士钊先生，希望他在资金上予以资助。杨昌济把女婿毛润之介绍给章士钊时说，“润之有雄心壮志”，期望章若有机会能帮助毛。

    章士钊先生当即在上海积极募捐，将募集的2万银元巨款赠与，将其中的1万元资助湖南的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另1万元用于湖南的革命活动。1961年，在国民经济极为困难的时期，每年从自己的稿费中以“还钱”的名义解决章士钊先生生活上的困难，每年支付2000元给章士钊先生，连续支付了10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章士钊到上海，为杜月笙宾客，不久正式挂牌当律师。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解到南京。次年4月，章士钊以老朋友身份未经陈同意为陈辩护，请求法庭宣布陈无罪。其“辩论状”着力阐述政府应当容忍不同政党之理论，文气逼人，震动法庭，中外报纸竞相登载。1934年，杜月笙请章任上海政法学院院长。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章士钊避居上海。次年３月，南京“维新”伪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诱章入伙，被章拒绝。不久杜月笙派人迎护，章由香港转赴重庆，国民政府给以参政员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