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度田之乱
通达权变可以成为一种技巧但不应该成为一种信条，当权变机巧成为驱动一个人所有行为的本源时，必然蜕化成为随波逐流或者与世浮沉，而其结果，在心思智力平庸者即是庸庸碌碌，在强力聪明者则是祸国误己。
李章的人生就在如此的变化中，迎来最大的一次转折。
建武十五年（39）六月，光武“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实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琅邪太守李章当然能够理解这一诏令下达的深刻历史背景，自建武十二年（36）帝国境内最后一股割据势力公孙述被讨平之后，光武基本终结王莽篡汉以来近三十年天下大乱的局面，东京政权走向进一步巩固。但是，旷日持久的战乱毁坏了帝国的一切，“是时，天下垦田多不以实，又户口年纪互有增减。”朝廷没有确切的依据来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因此，光武要重新将帝国的全部农田、民户情况彻底清查一遍，但现实要比光武的预期远为复杂。
西京立国之初承亡秦余弊，天下民户凋敝因此人少而地多，到武帝时期即已经发展成董仲舒所谓“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无）立锥之地”的情况，土地兼并严重。由于武帝对豪强、商人不遗余力的打击压制，乃至最后的公开掠夺，尚无普遍性的大规模土地兼并现象。昭帝、宣帝依赖小心翼翼的执政同时获益于武帝政策的惯性，勉强维持一个中兴的虚名。元帝、成帝之际正是西京由兴而衰的转折点{22}，哀帝、平帝之时，土地兼并现象已经触目惊心。大臣张禹“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价）。它财物称是”。王莽一次获得新野田二万五千六百顷的赏赐。成帝舅父红阳侯王立，指使宾客通过南郡太守李尚占垦草田数百顷，其中甚至包括当地百姓租种的少府陂泽。土地就是如此这般地逐渐集中到权贵之手。王莽篡汉后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结果身死而国灭。
哀帝时曾计划限制土地兼并，以确保农民还能维持生命，也确保朝廷还有继续剥削的对象。绥和二年（前7）年中下诏：“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无）限，与民争利，百姓失职，重困不足。其议限列。”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请，“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国中。列侯在长安，公主名田县道，及关内侯、吏民名田皆毋过三十顷。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关内侯、吏民三十人。期尽三年，犯者没入官。”两人的建议是，规定出各级贵族可以占有的田地、奴婢数量上限，超出规定的土地、奴婢强行收归帝国所有。这一政策尚在讨论阶段，就极大地影响到市场上土地和奴婢的价格，“时田宅奴婢贾（价）为减贱”，然而丁氏、傅氏外戚和佞幸董贤等权贵极力反对，哀帝只好下诏“且须后”，将这一建议无限期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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