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至尊者的罪身——张汤之殇（10）（2/2）
张汤和那些良莠不齐的儒生出任司法官吏以后，结果便完全不同。他们把“必本其事而原其志”简化为“原心定罪”，片面强调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而不结合客观事实。再者，春秋决狱缺乏统一的标准，这又为营私舞弊、任意而为大开方便之门。对于同一性质的行为，裁判其罪与非罪往往存在本质的差别。纵然是同一罪行，量刑也相差极大。这在事实上造成法律与道德的高度混同，也是导致本朝四百年间司法官员主观臆断流弊的根源。
张汤对这些纯粹的理论分析抱有多大兴趣不好妄下评判，但既然武帝已经将《春秋》当做法典来使用，廷尉作为帝国最高司法官员，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为每一件案件的审理定罪都找到《春秋》原文的支持。然而，元鼎年间的徐偃一案却说明，张汤本人绝无能力做到。
博士徐偃假传圣旨，命令胶东国和鲁国煮盐、铸铁。张汤时任御史大夫，弹劾徐偃“矫制大害，法至死”。徐偃引《春秋》为自己辩护，大臣离开天子管辖区域巡查地方，遇到利于国家臣民之事，可以专权办理而不必提前奏请。{11}起自文法小吏的张汤无言以对，武帝下诏询问儒生终军。终军批驳徐偃时同样引用《春秋》，古代诸侯在本封国境内享有生杀决断的最高权威，当时彼此风俗不同，每隔百里就音信不便，因此才有大臣专权处理的规定。本朝一统天下，所有各郡、王国、侯国一体遵行汉律，无论走到哪里都是天子治下，现在已不存在离开天子管辖区域的说法{12}。武帝大为赞赏，特意下诏将终军的反驳交御史大夫张汤。
此案发生在张汤任御史大夫后期，他在廷尉任上就已开始春秋决狱的实践，应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武帝的诏令显然暗示着对张汤的不满。这就可见获得武帝的满意并不容易，恰如其分地引用经典也并非易事。为此，张汤特意聘请精通《尚书》、《春秋》的博士弟子担任廷尉史、掾属，解释法律条文以审理案件。其中最为著名者当属兒宽，此人在下文还会有详细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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