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朝①立国以来，一改秦始皇焚书以愚百姓的暴政，广开献书之路大收篇籍，各地儒生又能够修习经书讲求礼仪。高帝刘邦的时代，天下尚未完全平定，还不能全面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惠帝、高后的时代，即使公卿百官大都是武夫，仍然在惠帝四年（前191）三月废除了私藏书籍处以族诛的秦朝暴政——挟书律②。
文帝刘恒即位后，分别在二年（前178）十一月、十五年（前165）九月两次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向朝廷举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人才。天子偏爱的学问乃是黄老之学与刑名法术，晁错最初正是与洛阳宋孟和刘带（《史记》作刘礼）一道跟随自己的老师——三川郡轵县（今河南济源市轵城镇）③的张恢先生精研申不害、商鞅的学问，再后来以文学做到奉常掌故一职。
比起前代君主，文帝更加重视搜求天下典籍、任用文学之士，为此专门颁布了诏令，征请天下知名的学者赴京师长安传授各自所学。得知伏生年迈无法应征，文帝又特意再下诏令责成九卿之一的奉常派遣专人赶赴济南笔受伏生的学问。
伏生的年纪已经大到言语不清，讲解时只好请他的女儿逐字逐句口头做出翻译，来自颍川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的晁错又不熟习齐地方言，辗转传录之下总有十分之二三的内容不能完全理解。晁错一定为自己获得文帝的信任来承担这一职责而激动，也一定为自己无法完全达成使命而感到遗憾。
历史安排这对服膺法家思想的君臣合力继承一部儒家经典实在叫人深思，但文帝与晁错无论如何不会意识到，这次济南受学竟也隐隐约约预示着儒家文化占据帝国统治地位的时代即将来临。
晁错既然为文帝的圣明所激励，作为臣子就一定要全力匡助帝国的事业。从济南返回长安之后，晁错连续上书文帝，提出他对于国政的迫切建议。他在《言太子宜知术数疏》中指出，时为太子的景帝应将治学重点放在掌握驾驭臣下的权谋手段之上；在《言兵事疏》中，详尽分析了敌我优劣形势后指出帝国对抗匈奴的侵略在军事上应着重于得地形、卒服习、器用利等三个方面；更能体现晁错卓绝战略眼光的，则是他在《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中建议朝廷以优厚的待遇招募罪人、刑徒以及志愿者迁徙至边境荒凉之地筑城定居，从根本上充实边疆的防御力量。④针对文帝十五年九月颁布的《策贤良文学诏》晁错更是写出了《举贤良对策》，对三皇五帝以来的君主在选拔任用人才方面的得失做出了精辟阐释。
晁错思想中体现出的明察秋毫的洞察力是令人惊讶的，对社会的细致观察，是他能够敏锐地抓住帝国政务之要并做出影响帝国走向的政策的基础，这一点在他于文帝十二年（前168）所上的《论贵粟疏》中尽显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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