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哥王阳明

    第十六章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7）

    中国的历史遵循以暴易暴的“血酬定律”，这就是它为什么不能走出王朝循环更替的根本原因。历代思想家为了寻求摆脱这一周期律的答案搜索枯肠，得到的最佳答案无非是儒家的仁政，亦即“以德治国”。这套方案的致命缺陷，梁启超看得很透，他说：“儒家论仁政只能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

    其实，传统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重要表现就是农业生产剩余极其有限，农民税负能力很差。统治者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农业税一般不高于百分之十，低的甚至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事实并不像“永不加赋”听起来那么美好，国家的正式赋税虽说不高，然而地方政府的“赋外之赋”却远远超出了百姓的承受能力。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也会使其取缔这些“法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徒劳，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之后又会死灰复燃，这就是著名的“黄宗羲定律”。既然合法渠道走不通，那就只能通过非法的途径来解决，社会动荡由此而生，中国式的历史剧也就你方唱罢我登场了。

    1892年的《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新闻：中国开始发生该国历史上最深刻的变化。其实，这个被报纸信誓旦旦地认定为“最大的变化”的只是一则花边新闻：20岁的光绪皇帝开始学习英文了。美国记者的逻辑是，皇帝屈尊学英语之后，3000年的“老规矩”就会被放弃，国家制度就将被改变，然后跻身于文明国家的行列。

    可惜历史没有耐心等待这种漫长的演变，很快它就以一种残酷的方式让中国人瞪大了充血的眼睛。平心而论，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体制改革是稳步向前发展的，不管立宪是否出于真心，渗透在社会各个角落的大小改变都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言：“对于一个坏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革命党人等不及这种渐进式的改革，定要清廷“尔曹身与名俱灭”，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天地为之变色。

    历览前史，掩卷沉思：暴力革命并不能带来国民幸福，只能带来的反复。辛亥革命建立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却仍未逃脱独裁统治的窠臼。诚然，中国的氏族血亲传统决定了这种封建家长制具有很大的惯性，然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植根于每一个中国人大脑中的皇权思想。

    民主政治是人民做出政治决定并为自己的决定付出代价的政治体制，但人民有时候是好逸恶劳、自私短视的。因此，没有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和规则意识，民主政治只能是一张永远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

    在面对清末民初光怪陆离的乱象时，严复曾经说过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这与梁启超“于国体则承认现在之事实，于政体则求贯彻将来之理想”的主张不谋而合。

    这是两个远比只知砸烂一切的五四青年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一点：在这片以实用理性为主导思想的土地上，酱缸你是砸不烂的，想办法改造里面的文化，甄别地吸收才是理智负责的态度。

    什么时候我们构筑起了独立自主、充实完整的心灵世界，勇于自己承担责任，不再把错误推诿于他人；什么时候中国走出了革命————革命的怪圈，在制度上完成了从一元到三元的分立、在思想上形成了有风度的对抗以及和平竞争的思维，中国才能真正从内部崛起，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