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权力的监督机制不健全，致使法律失去公正性，有些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就要上访。不过，古代的君主为了能够听到民间的声音，除了采集他们的歌谣之外就是在四通八达的路口树立旌旗和木牌，欲进善言者立于旗下言之；有批评朝政者书于木牌之上。用以上下政通，避免官员脱离底层民众，随时知晓民间疾苦以便尽快解决问题。但秦帝国把此视为“诽谤妖言”。汉帝国追随秦制此法也依旧延续，直到刘恒执政，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
他认为此法使官员们不敢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结果不但优秀的人才被拒之千里之外，也不能及时纠正工作中犯下的错误。这样的法律条文不仅仅束缚了上层，也剥夺了普通国民的言论自由。
刘恒当然不会有“我虽然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的认识，但他认为让普通国民说话，哪怕是骂他这位伟大英明的领袖也无所谓。在他看来，那些诅咒他的人只是愚昧而已，而他则是有文化、有风度的领导者，不能因为人家只是说话表示不满就给定罪。如此，刘恒废除了此法。
刘恒对法律的认识在逐步加深，从他对待张释之处理的三个案件可以看出。
第一件为“不敬案”。太子刘启与梁王刘武同乘一车入朝，到了皇宫外的司马门也不停车，长驱直入。按律司马门不下车要罚金四两。时任公车令（掌宫门警卫及传达事务）的张释之秉公办事，把这俩家伙截住，以“不敬罪”论处。此事惊动了薄太后，刘恒向母亲谢罪，说他教子不严。薄太后亲自下令赦免两个孙子。
此事让刘恒对张释之有了好感，便给他升了官。当刘启做了皇帝，张释之怕被报复，整天忧心忡忡。有人给他出招向刘启谢罪，张释之的心才算平静。哎！都是皇帝，怎么差距这么大呢？同是一个人，怎么前后差距这么大呢？
第二件为“惊马案”。刘恒的车驾经过中渭桥，有人突然从桥下跑了出来，刘恒的马受了惊。按照规定，皇帝出行，一般需要交通管制。这小子也的确是听到交通管制号令后躲在桥下的。只不过他耐心不够，一出来正好遇到车队，此人拔腿就跑。跑得再快也被抓住了。如何处理该案，刘恒与廷尉张释之产生了分歧。按照帝国法律，只是触犯了道路治安条例，罚点钱就完事了，毕竟没有对刘恒造成伤害。但刘恒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如果不是性格温顺的马后果不堪设想，罚金处理太轻。
刘恒忽视了犯罪构成中重要的一条是造成客观危害，显然他说的只是假设。张释之告诉刘恒，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是天子还是普通民众都要严格遵守。单就“惊马案”的处理来看，完全是根据帝国的法律规定。如果擅自加重处罚，法律就不能取信于民。张释之如果只是讲到这里可以说非常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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