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与贵族

    第七章 幸运与幸福（1）

    谨慎登基，理性治国

    公元前179年，即汉文帝元年，为了与后来的改元相区别，也称之为汉文帝前元元年。无疑开创这一纪元的人谥号为“文”。按照古老的谥法传统，具有一定地位的人死后，考察其一生所作所为，给他一个盖棺定论的称号以褒贬善恶警示后人。赵政觉得这太荒唐，“子议父，臣议君”不正常，于是废除，自称始皇帝，以后的皇帝按照数字往下排，可惜排到二就结束战斗了。汉帝国又恢复此项礼制。应该说，此规则的确曾起到警示作用，少量的文字也容易被人们记住。自唐以后，这项礼制便失去实际功效，成了褒义词的堆积，长度有如懒婆娘的裹脚布。

    获得谥号“文”必须满足“经纬天地”、“道德博闻”、“学勤好问”、“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其中的一项。刘恒在去世后获得的一生评价是“文”，而最合理的解释为“经纬天地曰文”（《逸周书·谥法解》）。获得如此之殊荣，本身就从侧面证明刘恒一生有过丰功伟绩。但是否真的如此？今天我们回望历史，没必要过分苛责古人，毕竟大家都不容易。他在两千多年前不容易，我们在两千多年后也不容易。有句话不是说了嘛——理解万岁！

    就在前一年（公元前180年），刘恒这位诸侯王被邀请到中央做帝国的皇帝。一切都是那样自然，自然得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更是带上些许幸运意味。也有学者会大谈偶然与必然之关系，最后来一句，这位诸侯王能坐上皇帝宝座是历史的必然。这种貌似颠扑不破的真理妨碍了人的思维多样性。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结果反推原因的思维模式会抹杀人的创造性。任何历史都是人的历史，没有人也就没有历史，历史只是以往在人心理的积淀。故此，我们看待历史的着眼点一定是人。人拥有思维，而且每个人又不完全相同，人类思维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人在处理同一件事情时，得到的结果未必相同。

    代王刘恒能够在京城的政治动乱中被推到历史前台，固然有其自身原因，但最为重要的是帝国建立之初的老革命从吕雉擅权的教训和本身的利益考虑之后所作的抉择。他们并不希望选出的皇帝有多大作为，只是希望他能够摆平各方利益需求，最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当时刘恒接到消息还非常顾虑。老革命们可以拥护吕家党上台，又可以颠覆吕家党，鬼才知道这帮老家伙脑袋里怎么想的。对刘恒而言，还需三思而行。他就此事征求左右大臣的意见，但大臣们意见也不一致，一方认为要继续观察不可盲动，对熟知兵事、多谋善诈的老家伙不可不防。这也是刘恒所担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