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与贵族

    序言 历史写作的收获一（2）

    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只要社会在发展，当代人就需要读到当代人对历史的解释、讲述、评点。而对历史之发现或重新解读的成绩，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代人生社会的底色。如果人们抛弃崇高一类的意识形态说教，却进入了猎奇、寻戏、找乐的油滑之中，对历史任意作践，人们的生活将仍是浅薄的。即使如此，一个以历史悠久著称的东方大国的国民仍会寻求历史的真相，也即人性的真相；寻求历史的厚重、真、善和美，也即人生的厚重、真、善和美。这也是我们当代人每隔一段时间仍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的原因，也是我们对历史写作本身仍有要求的原因。

    更重要的，我们中国的现代化进入了有现代化史以来最为诡异的时期。当代人不仅想从中获得史观、从中获得教益，不仅想知道“那些事儿”，而且也希望看清自己在现实人生社会中的坐标。同样，人们对历史和讲史者本身也有着认同方面的现代性要求。

    这种现代性首先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是目的”。这种人的目的性不假借一切外力，全由人自我示现。用我曾经说过的话，因为“人”不是学者，“人”不是哲学家，“人”不是大师；“人”实际上是你，是我，是为那个极远的全称之“你”所完全映照的“我”。这种现代性的成就在中国就是活生生的一个中国人，一个可以交流沟通的中国人，一个如所说有幸福追求、有尊严的中国人。但显然，一个中国作家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历史学者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一个网络写手也还不是一个中国人。他们可能都能呈现出历史或现实的某种面相，但他们很少呈现历史与当下的一体，他们很少让当代成为历史写作里的历史。

    蒋廷黻曾问公认的汉代史权威杨树达先生：“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名闻天下的杨先生面有难色，表示自己从未想过这些问题，书中没有讨论过。蒋先生有足够的理由叹息国史研究的落伍，但他可能没有想到，其实他自己也是一个有待后人超越的对象。他的历史写作结果是一个“中国学者”而非中国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