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未至不敢干，德已至不敢越，井井然犹墙堞阶之上。故奇杰意消，聪明思返，卒以奠大实而徕尊亲矣。故同异责贱差辨，此六数者，圣王所以正天下之性，效阴阳之全也。
万族繁盛，皆有生命，皆显本性，所以能够这样，难道不是天意吗！
有饮食然后有血气，有阴阳然后有生死，这是天让人和万物相“同”之处。拂去尘土闪露光芒，漂去轻滓留下重实，以临事变不变判断是否信智，以临敢不敢检验是否仁勇，造物者选拔万类生物的灵性而授予人类，又选拔人类的智慧而授予圣贤人，这是天让人和万物、圣贤和普通人相“异”之处。与万物相同（只有气血、生死）的为“贱”（普通人），与万物相异（有信、智、仁、勇）的为“贵”（圣贤），以有特别优异之德行者为君王统治天下，没有“同”就没有生命，没有“异”则泯灭本性。所以圣王对人类万物一视同仁以使他们生养，这是顺从天使人类万物相“同”之意，圣王又单独对人类施以教化，是尊崇天意使人类万物相“异”之意。
顺从天意使人类以与万物有“差”的适宜方式生养，尊崇天意对人类施教化使他们明“辨”，清除丑恶渣滓，选出清明善性，分出各种不同的“命”，理出各种不同的“性”，选出德行优异者崇置于万族之上，让他们帮助上天促进太平，为人类万物造福，这是从大公出发而以至正为最终目标的。
《尚书·虞书》上说：“人的行为表现有九种美德：宽大而能敬谨，柔和而能自立，谨厚而能供职事，有治才而能审慎行事，温顺而能坚毅，正直而能温和，简易而能严守分际，刚正而能充实，强勇而能好义；表彰有常德的人，予以禄位，那就完美了。为政者每天能宣扬明示其中三项美德，早晚敬勉，便能劝化那些有身家采邑的士大夫们；如果每天能够谨勉地实践其中六德，去辅导政事，则能完善地治理邦国。”以此类推，则若能力行九德之人，必定能够奄有天下，不失其位。那时候，诸侯卿士大夫都在君王的手下供职，依他们所能礼行九德的程度，使爵禄有所区划，才俊秀异之人都贡献出自己的能力，共同来报效天子。
天下是如此的广大，人口是如此的众多，仔细研究天地自然的规律，考量人心事理的归向，都指明人臣是不愿空享尊贵的，君主也不是平白无故称王的。那么，身居万民之上，有权主宰万邦的，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呢？——未能具备九德的人，不敢奢望；德行已至的人，不敢逾越。人类社会的结构，应该象城墙阶梯一样层层而上，井然有序，如此，豪杰秀异之人便会消弭野心，聪明睿智的人行事都能内省，所在的人均以勤慎立业来告慰自己的尊视。
所以，同、异、贵、贱、差、辨这六个观念，圣王用来正天下的心性，顺阴阳的序位，而唯一的目标是使天下和平。尊敬值得尊重的人；以鼓、钟之乐取悦他们，则上下之间便会和睦；鉴视细民才能的短长，让他们植桑种田以安居，则能使人平服。好的措施不会产生仇恨，暴乱反叛之类事情自然就平息了。
夏、商、同以后，汉代选举是靠郡县州长官的推荐，曹魏、六朝是以九品中正来举荐评议。起初还能择优汰劣，后来却陷于浮滥，亵辱轻慢了有德之人，下贱钻营之人因而猖獗，凡此弊端，常常是先出自在上位的为政者，
然而当其选举方法严整之时，差别分明这一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隋朝继承了梁朝、陈朝的遗风，宫体诗文盛行（宫体诗是南朝盛行的一种以描绘宫廷生活和男女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形式上追求词藻华丽，而内容空虚），选举中更多的是比赛文章，所谓曼声、曳趾，挑绮、拾英之类华丽词藻比比皆是，泛滥天下。科学制的兴起，是要恢复古代选举，然而受当时社会风气的抵制，却无法逆流而上啊！沿用竞赛文章的方式，以图借此平息天下的奔竞侥幸之心，固然应该从大公出发，重视天职。虽然选出的不是原先所要选拔的德行优异者，而所谓贤能者亦不是真正的贤能，但还能借此慢慢和合阴阳，归附人心，并区别才愚贵贱等级。
延续到宋代，皇帝唯恐天下人不忠，仍采用武则天开创的殿试方法，大力笼络人心，广开进士、明经、学究诸科，以下又有七科、乙等之类名目，“还实行每到郊祀官僚可恩荫子弟、异姓甥婿、门客入官等制度，以此引诱动摇天下人于年幼微贱之时。而当时的奸滑之徒，似乎也很明白皇帝的意图，也采用各种手段钻营于科场以求荣官，目的达不到时，如李巨川、张元、吴昊之流便愤而作乱了（李巨川宋史无传，或为唐人季巨川之误。张元、吴昊，北宋人，因连举不中而投西夏，曾引起边乱），虽然是君臣之间，尚且要采用窃贼、市侩之类的方式相互约束，故和平之心丧失，贤能者也失去粹白本性，整个中国沦于残暴无仁的风气之中，并不是没有原因而自己产生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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