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误读了红楼梦

    作者为何对秦可卿惜墨如金，并在开篇不久便让她神龙见首不见尾地烈烈轰轰回归太虚？ “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这是曹公之后二百年高君宇的诗句，却生动地注解了曹雪芹对秦可卿的虚写。

    美术创作上讲究一种艺术手法： “虚处藏神，实写就法。”对秦可卿“虚处藏神”，便可全其光辉；而“实写就法”，则是为秦可卿这一光辉形象的两个侧面——黛玉与宝钗留下按艺术规律进行创作的广阔空间。

    那么，秦可卿俗性一面的缺憾，由谁来做补笔呢？

    冯育栋在《红楼探秘》中，独到地提出了“秦尤合一”论。通过尤氏，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对秦可卿俗性的诠释。

    私有制在唐宋高峰，完成了质上的自我否定。到了明清，质变促量变，私有制的自我否定已全面展开，社会细胞的腐烂，封建体制的病入膏肓，促成着肌体的全面衰亡，“黄钟毁弃，瓦釜长鸣”。人性彻底地向物欲跪拜，奴才之风弥漫在泱泱中华。任何真、善、美，在社会的宽泛意义上，已可悲地失去立足之地。“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中扩散。所以，一身阳刚之气的青年，曾“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为快（转引自散文《书厄小史》），正是对唐宋以后奴才文化的清醒认识和激烈反抗。怪不得王熙凤，怪不得贾雨村，怪不得贾赦、薛蟠，他们不过是社会一般中的“这一个”。真实，成了伪善嘲讽的对象；善良，成了丑恶蹂躏的奴仆；美好，成了弱肉强食的猎物。孔老夫子为规范并维护私有制而立下的百世不能易的原则——善的等级制，遭到了根本的破坏。善与恶在社会认同标准上的根本颠倒，使真、善、美——神性，只能在奴性的压抑中闪烁着痛苦的光芒。 这就是秦可卿只能写虚而不能写实的原因。于是，尤氏承担了这一光荣却不光彩的使命。

    尤氏是何等样人？ 在全书中，尤氏贯穿始终，写照着秦可卿的神性，写照着孔老夫子规定的“善的等级制”的善的折光，诠释着“温良恭俭让”在私有制衰落时期的实际命运。她身为长房长媳、豪门主妇，却不牟利营私，倚势欺人；反而善良宽厚，尊老爱幼，怜贫惜贱，平易近人，甚至任劳任怨，委曲求全；她“无才便是德”，以一颗纯朴之心成为真、善、美的楷模。然而，这一切美德，在腐朽的社会制度和惟利是图的社会风气的罗网里，并不能得到独立的伸张，却只能可悲地异变为奴性。她的朴实，承受着忍辱含垢的压抑； 她的恭谨，只能是承欢侍宴的工具； 她的善良，被视为软弱可欺； 她的温顺，蜕变为逆来顺受的尤物。

    在“酸凤姐大闹宁国府”时，尤氏成了凤姐的出气筒。她不去据理力争，却得理让人，代人受过，赔礼道歉。善良，遭遇了无赖的胡搅蛮缠，却承受着自责的可悲。

    在“闲取乐偶攒金庆寿”中，尤氏揭破凤姐的阴毒，无情地讽刺： “我劝你收着些好，太满了就泼出来了。”（第四十三回）她同情贾府中的“苦瓠子”，退了周、赵二位姨娘及几个丫头的份子钱。善良，在丑恶的围迫中，只能做些有限的反抗。

    在贾母过八十大寿时，尤氏命小丫鬟要两个婆子去关角门，处置灯火。两个婆子居然没有把她看在眼里，公开顶撞。尤氏仁慈宽厚，未深计较，而当凤姐处罚这两个婆子时，她反过意不去。善良，在弱者面前，竟使自己甘居更弱的弱者。

    贾府作为豪门世家，等级森严，主子洗脸需小丫鬟跪举面盆。第七十五回，尤氏在李纨房中梳洗时，不但毫不介意地使用下人的脂粉，而且对小丫鬟不跪毫不见怪。当李纨看不过去时，尤氏反为小丫鬟辩护： “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做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善良，使她在冷眼等级制中独具怜下藐上的明晰。

    尤氏这一形象，表现了真、善、美在假、恶、丑重压下的折光。她“真”，从不违心奉迎，然而“真”却无立足之地，只是“假”的附庸；她“善”，总能关注到别人的长处与困苦，然而“善”却被视为软弱，只是“恶”的仆从；她“美”，曹雪芹用一个“艳”字概其娇容，然而“美”却得不到张扬，只沦为“丑”的尤物。

    神性，就这样异变为奴性。

    尤氏，是否可以成为被压迫妇女的典型？这个形象，是否道尽了广大劳动人民共同的人性？ 应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