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摘司马懿的办法，不在于对他个人私德的揣测，而在于他是否能秉持公义。
司马懿最大的问题，在于：只能救己，不能救时。
汉末三国，世道人心，每况愈下。但是，在汉末的时候，由于曹操、刘备、诸葛亮一批杰出政治人物的存在，还是有一些良好的政治变革和向上的苗头。司马懿既然拥有如此杰出的才能，便当负起匡救时代的重任，身居宰辅之位，以榜样之力，默默扭转江河日下的世运。
然而，他并没有做到。他所做的，不过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独善其身而已。
孙权看不起贾诩，认为他没有资格成为三公，原因并非能力不足。的确，从匡救时代来讲，贾诩与荀彧相比，完全是天上地下。
时代在向下，人要向上；个人违逆了时代，自然就会受伤。所以，司马懿选择识时务，无可厚非。但是，倘若在衰世不能有这等精神，而一味顺着衰世的时运，以成自己之功，则整个民族将走向万劫不复。
司马氏的统一中国，便是利用了这种向下的时运。
汉末最大的弊病，乃是缺乏一种光明正大的精神。当时的士人，知有家族、有郡守、有恩公，而不知有天子，不知有天下。曹操、诸葛亮试图扭转这种局面，所以实行“名法之治”，以破灭虚伪造作的假道德，恢复真实本我的真道德，然而世家大族的势力实在巨大。曹后，他生前一心维持的世家与寒族的平衡关系被打破。司马懿笼络世家，利用这种力量来形成了自己的势力。他本人有一定的儒学修养，但是他所用的计谋和立身之道，其实无非权谋而已，并非浩然正道。儒家的修养，不过是他的缘饰罢了。
所以，既然司马懿立身非以正道，他的子孙继续变本加厉，则西晋的立国非以正道，可想而知。立国非以正道，君主便无资格要求天下人行正道。所以，司马氏强调的所谓“名教”不过是虚文而已，遭到了思想界的非暴力抵制，是为玄学思想的兴起。玄学一起，再加上后来的走样，则整个时运更加向下。
这才是司马懿的根本要害。
当然，以上仅是我的一己之见。
好在，历史是开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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