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台湾的尾声（2）
《山河岁月》上市两月，因可读性不高，加上胡兰成在台湾的知名度有限，销路平平。但胡兰成的书和人却引起了台湾文化界的注意，报上开始出现文章批责胡兰成，台湾著名诗人余光中著文，痛斥胡兰成“现在非但不深自歉疚，反图将错就错，妄发议论，歪曲历史，为自己文过饰非，一错再错，岂能望人一恕再恕？”[5]著名文化人胡秋原以周同的笔名在《中华杂志》上撰文批胡兰成：“公然在此处坐拥皋比，瞎说乱道，歌颂日本，误人子弟……青年、家长和文化界人士，都有权抗议，应请教涌取缔的。”[6]不久，台湾警备总司令部即以《山河岁月》“内容不妥”，违反“台湾戒严时期出版物管制办法”第三条第六款为据予以查禁。1976年6月，《今生今世》出版时，胡兰成鉴于《山河岁月》的教训，遂向远流出版社主动提出删除“渔樵闲话”一章，此外再加上其他有违碍之处的删减，远流版《今生今世》总共删除了九万字。
台湾社会对胡兰成的批评，波及到了学校。1975年秋季开学，胡兰成兴致很高一下子开了三门课：“禅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和“日本文学概论”。文化学院的教授、学生联合投书报社，既谴责《山河岁月》，也质疑胡兰成的上课资格。文化学院在此压力下，迎合社会舆论，一个月后，校方正式通知胡兰成停止上课。不过，学校还是给了他面子，仍让他以学校教授的身份留校，他就待在华冈宿舍中将教课讲义“华学、科学与哲学”修改整理成书。可好景不长，不久，校方又下条子限令他即刻离校，说是：最近接获校内外各方反应，对阁下留住本校多有强烈反感，为策本校校誉与阁下安全，建议阁下立自本校园迁出云云。胡兰成自己说，这不是出于院方的意思，完全是某个私人恩怨的举动。幸好有朱西宁的即时相帮，让胡兰成住到了自己家里。不然，胡兰成真要狼狈得流落街头无处安身了。
也幸好有这一移居，给胡兰成开出了一块新天地，使他得以与朱家姐妹朱天文、朱天心相识相知，以后朱家姐妹的发展以及“三三”文学社团的成立都有他的影响。这可以说是他在台湾的最大成就，也给自己的晚年找到了最后的安慰。
朱家姐妹
朱西宁是台湾有影响的作家，他还是张爱玲的热烈崇拜者，七十年代初，朱西宁发表长文《一朝风月二十八年》，详细记述了自己如何在中学时代开始迷上张爱玲，张爱玲的作品如何给了他“一个新的世界，全然的新的世界”。除了张爱玲的早年在上海创作的作品之外，朱西宁也如胡兰成那样，大肆夸赞张爱玲于大陆解放后新写的《秧歌》和《赤地之恋》。其时，朱西宁正与他人一起编选《中国现代文学大系》小说部，所选作品一百二十万字，共九十八位现代小说家，“我们选了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和《五四遗事》，并且把她排为第一位。我想，这样做，必会获致中国现代小说家们的赞同。说她是中国现代小说家的第一人，她是当得起的”。[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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