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十五章  身寄日本（10）

    他认为数学重要，是物理学基础，“而西洋社会学的建设依于哲学，哲学不足以比数学，故其劫毁相寻也。可比于数学之零、点、线、圆者，惟《四书》、《五经》里的乾坤、阴阳、仁义，而可比于数学之寥寥不多，几条基本定理者（亦曰自理），则为三纲五常，亦不多几条”，他认为“乾坤、阴阳仁义皇极是格物，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则是致知”。

    胡兰成算是将中国文明与他此时认为最坚实的数学拈搭起来了。这是他第一封信的主要内容。

    第二封信，主要是进一步阐释前一封信的内容。他首先说，格物是从张爱玲处得到启发，张说西洋文学里有“阻隔”，有“阻隔”就不能格物，《大学》中的格物好在不“学问化”，所以他和张爱玲就“不堕于哲学”。《论语》不好，开首就是个“学”字，“以为可有这么一种东西叫学问，如牛黄狗宝，如树瘿。老庄破之甚好。学问往往容易自成一物，此最是大忌”。这是说到唐君毅头上来了。

    然后，他说自己“先以数学印证佛经”，以后更发现“中国的诗文亦与数学与佛经共通”，由此“乃有悟于中国文明可大可久，与西洋无明劫毁相寻之故”。接着又是“中国文明的仁义可比是数学的点、线”，而从仁义演绎为五常，五常演绎为礼仪三千，“则可比数学的数百条定理与公式”。“以仁义为点、线而建设的人世，其人其物，如数学的世界无一不精妙”，中国的礼乐，也如数学的绝对等等，继而又是批评“西洋有社会而无人生，有地球而无世界”，中国是礼乐之世，而西洋精神只能堕于无明等等。

    他所领悟的这一套，在他说来是学数学的人也不懂的。最后他忍不住，差不多是直接指责唐君毅了，“于圣贤之学，我与新亚教学生的方法不同。可比京戏，我是上戏台上演唱的，而新亚教学生的是在后台化妆，背台词，分派生旦净丑等角色，到底亦不曾到得前台演唱。观众是看前台戏，没有想要去参观后台的。在前台上，观众只看他是刘备、曹操、诸葛亮，不觉其是生旦净丑等角色。新亚教的方法分析圣贤，等于分析的白马非马，不见一匹活马。我以为说圣贤之学不如说学圣贤，稍稍从学问解放如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