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以道有微有显，故孔子言仁，必有事以表之，而孟子亦言性必及命，仁义常并举，此所以能推，且皎皎与世人共显见也。自宋儒始多言性理，虽亦言推，而亦惟言推之理，罕言推之事，遂自成一理学，然彼时矫佛学之余弊，盖有不得不然者，且彼时历史典章文物之正，可与万民显见者固具存，故虽理学中分派别，但一般人则对于无论朱陆之言皆能无惑，以为皆是对的。而今日则不然。清末以来，典章制度皆变动未成定，乃至对历史及眼前事物皆荡失无信，然后更怀疑及于先圣之学，而欲以西洋哲学以代之。故今日哲学，必微显并举，而以显证微，与宋明理学之着力处有同有不同也。
拙著《山河岁月》全书亦惟礼乐二字，且意在于求显，庶几“圣人出而万物睹”，其向往，则吾志也，其至或不至，则吾力也。及出版后，则又怅然，觉今时解人寥寥。盖今时青年，其思考方法皆错，故学问之诚亦无自而生，而大陆知友处又不能寄去，遂若此书专为吾兄而写矣。
抑又有言者。孔子辨华夷，孟子拒杨墨，韩愈谏崇佛，宋明理学家多曾研究释氏之学，而弃去不言，今吾兄与牟先生揭圣贤之学，以与西洋哲学相驰骋，但仍若有所留恋于西洋哲学者，此则于己似尚未能止于至善，而好恶之诚亦尚未能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于人更未足以祛当世之惑，致学生以为圣贤之学与西洋哲学可以互相补足。弟此言或过于直，然惟仁人能受尽言，故于兄不敢隐耳。
………
唐君毅致胡兰成（1954年4月4日）
兰成仁兄：
三月廿七日示奉悉。大著十册亦并奉到，当求能读者赠之。大著竟不获入台湾，可叹！但此间书籍杂志，不准入台者，仍可零星寄入，则大著寄与牟、徐（牟宗三、徐复观——作者注）二先生者当可收到也。如兄尚未寄出，可由兄签名，弟代设法转寄。承教各端甚感，唯弟尚觉言有各端，或求应理，或求应机，亦不能一格。弟对大著，觉颇能欣赏，有如见空谷幽兰之感。唯当世阴霾，仍须一刚健之精神，乃能拨乱反正。且吾人说自己话，亦须了解他人之话，否则终互不相知而已。故弟对西方学术，恒觉不敢忽视，如宋明理学家之辟佛，亦未尝不多读佛书，并对之有所取资，只须大本大源未变，固不失其为儒也。弟复尚念所求乎朋必先施之，友道如此，而对并世之其他文化民族，亦当如此。吾求他人了解吾祖宗之文化，则吾亦愿了解他人之长，此亦恕之义也。不知吾兄以为如何。……
从以上来往信中可以看出，两人之间的见解已然不同，唐君毅已不如以往那样对胡兰成一味客气美言，而是明白表示了自己的立场。不过，此时，唐君毅称赞胡兰成“言中国文化如话家常，于历史上之问题所在、争论所在，恒片言折狱，省却无限闲言语，此最不可及”等等，还不是完全的客套。
但以后几年，两人之间的见解差距就越来越大，终至于完全道不同不相为谋了。典型的可以两人间1964年的一次通信往还为例。
先是胡兰成九月二十日给唐君毅写了封三千余字的信，三千余字的信已够长，可不待回信，九月二十九日胡兰成又写了封一万余字的更长的信。他说些什么呢？信太长，只能摘引片断文句以见大概。
他说，“《大学》为中国文明之纲领，《心经》为印度文明之纲领”，“《大学》八段，自格物至修身，为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之所同，而即此已足使吾人于印度文明感觉亲切，若西洋则于此格物已落无明也”。而“讲格物，禅宗实有非凡的精彩”，可接着又是“言格物致知，无过于《易经》”。他以为“以东洋的是文明，而西洋的则是无明，文明与无明之分，始于格物。格物譬如数学的零、点、线、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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