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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兰成的文章确实不同凡响，我们却不能不知。《今生今世》尝引三国赞曹操的诗“是非功罪非两人，遗臭流芳本一身”，似乎胡兰成的人与文是不能拆开了，可我们还得试着分别对待，让他的人格归人格，文体归文体。那真是不能无一、不可有二的鲜活的文体。[15]
下面，再谈胡兰成的学问。
先引一般读者的一种看法：
我个人觉得从《山河》以降他写的东西绝不能称之为历史哲学或别的什么。他不过是一个偏执封闭，去国多年，搞不清楚外界情况，大中国情结无限度膨胀，不肯虚心平衡看待西方世界又没底子耐心虚心做学问，一味空想的可怜虫而已。
不说别的，他下的那些吓死人的无限广阔的定论，全无实据，举的例子都是那种世界历史二十天速成的初中课本材料：如中国不似西洋，从来不是奴隶社会一说，真是为片面、偏见下了新的定义。噢，原来《醒世姻缘》里一个丫头卖五两银子一件官服倒要二十两，敦煌找到的契，文献里驶清的蓄奴制度记载，清律明文规定主子杀奴才只需杖刑流放数百里，民国初年胡自己应当看得见的废除婢妾运动，和他亲悉的秀美被卖做妾，都只是华夏文明一时糊涂犯的小小错误，整体上来说还是比西方优越平等的。真是失敬了！这种例子不胜枚举。[16]
这是一位不知名作者在网上所写，他坦承道：“我对他严苛，是因为他聪明过人，才情纵横，‘卿本佳人，奈何作贼’？”但显然，对胡兰成的“古今中外”学问在总体上是否定的。
下面再引唐君毅的意见，就以两人间的通信来说明。
唐君毅是胡兰成逃出大陆后在香港才结识的朋友，也是他此后近三十年内唯一持续交谊的老朋友，若不是言不由衷，那么，胡兰成对唐君毅的评价是极高的，在以前他推崇梁漱溟为中国文化第一人，在以后则推举唐君毅为中国文化第一人。唐君毅的《哲学概论》，他盛赞道：“足下此著自是盛业。盖自民初北大梁漱溟、陈独秀、胡适之、李大钊诸教授提出东西文化的问题以来，四十余年间，有结果者，当推此著为第一矣。”（1961年6月24日致唐君毅信）
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的通信，现公开发表可见的多至一百多封，前后持续了二十余年，可从两人的通信中可知，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见解却是日渐违离，渐行渐远，这主要源于两人的学问见解不同，治学路径不同，当然，处世谋生的方式也不同。两相比较，可看出胡兰成学问上的态度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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