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早已离开外交部。战后日本社会一片破败，物资缺乏，失业严重，池田刚从中国回国时，一下子沦入小贩群中，靠卖蔬菜瓜果为生，经过五六年的艰苦打拼，此时才稍稍有了点发展，现在担任一个清水市工商会理事的闲职。
抗战胜利已过了五年，胡兰成本以为找不到池田了，以他这样一个偷渡黑身份本也不该再去搅扰清水和池田，可他这样的狼狈相，不去找他们，又怎么能在日本待下去呢？他只能缠上池田了，池田也真是他应该奉香拜祷的朋友，他说：“这世上有个池田，我叫他一声必定天地皆应。”池田呢，待他确是高情厚谊，他将胡兰成从东京清水家带回了清水市，带到了自己家中，胡兰成就此住定了下来。
池田带胡兰成游逛附近的山水，安抚他那惊魂未定的心灵。稍稍安定下来以后，池田就帮助他向外发展，带他去参加会议，给他介绍社会名流，扩大他在日本社会的交际面，还请人教他日语。胡兰成还有个紧迫的谋生问题。他在池田家里可以白吃白喝，但这不可能持久，他自己要考虑，池田也在为他打算，池田给他联络去各处讲演，为他联系可以写稿的报纸杂志，一来有点收入，再则也为今后打下点基础。胡兰成去讲演的地方并不高明，只是日本小地方的炭矿和造纸厂，可他9月29日从东京写给夏承焘[4]的信上却说：“中秋到日本，过文字生活，每月写六千字，可维持一家三四口，有时亦去大学作学术演讲。”夏承焘已与他有过多次交往接谈，也看过他的《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对胡兰成的学问文章已经了解，对其说去大学作学术演讲，不由得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怀疑：“不知所写是何种学术也？”
去大学做学术演讲是吹牛，每月仅写六千字就可维持一家四口生活，那更是胡话，不要说在战后日本，就是日本经济起飞后的七八十年代，这也是绝不可能的事。偶尔一次高稿酬是可能的，常时或平均是不可能的，再说他胡兰成又是谁呢？所以，他这些话或许能够蒙一下大陆的夏承焘，要骗唐君毅就不行。当然，若从好处想，胡兰成也许是为宽夏承焘对他的悬念之心，只拣好的说了，可夏承焘像是和他并没有这样的情谊在。
但不管怎样，经过池田为他的东奔西走，他自己的全武行的拳打脚踢，既写文章，又是讲演，还到处联系与名流交谈，胡兰成的个人生计差不多能够对付了，不比一般日本人好，也不比一般日本人差到哪里，毕竟他住在池田家，而且是光棍一条。胡兰成最初往上海家中寄过钱，可很快就不寄了，无钱寄也无心寄，再后也就音讯不通了。他亡命海外，以青芸对他这叔叔的了解，也不会怎么指望他的。
胡兰成与大陆的联系，此时就依靠他那在香港的新知唐君毅，胡兰成与唐君毅之间留下的一百多封通信，将及三分之一是在1950年和1951年一年多时间中写成的，且全是唐收胡写的。于此，也可见他在这两年间的“闲暇”。为此，曾有日本人在交谈时告他：像他这样有饭吃有衣穿，可悠闲地写写文章度日，那真是令人羡慕的。当然，胡兰成这一切都拜池田所赐。
与唐君毅通信如此频繁，是因为胡兰成往国内、香港和台湾的通信主要由唐给他转，一则是怕检查，再则是为省钱，一封信中再夹带几封，信到香港，再由唐君毅一封封替他往大陆、台湾和香港本地寄，其时的邮资对他要算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可见他衣食不愁也并不宽裕。他写信给刘老先生和徐步奎，想对他们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根据他的说法，他人还在温州时就想对两人明说的，犹豫着没敢说，现在人已在海外，人身安全有了保证，可最终他还是没有说。在他可能是善始善终，体念刘老先生的年老体弱怕其承受不起，既蒙蔽一时，干脆就蒙混一世吧。他写信给梁漱溟，为自己未能“应邀去北京”说明，梁回了信却只是寒暄，自此也就再无音信来往。
胡兰成写信给梁漱溟，由唐君毅给他转寄大陆。不知他是否向唐君毅吹嘘过和梁的关系，其实唐君毅与梁的关系胰他深切得多，唐君毅去世时，梁漱溟曾撰一短文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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