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高宗武和周佛海、梅思平为最早策划“和平运动”的发起人物，汪精卫之能够与日方联系直到最后出走，完全可以说是出于四人的活动。可就在汪精卫“和平运动”将及成立伪政府的最后关头，陶希圣、高宗武两人却脱队而去，并公然拆台，将“汪日密约”在报上公开。其中原因，在陶希圣最主要是反对“组府”，在陶看来，汪精卫脱离重庆，以一“民间人士”身份号召停战求和未尝不可，也不出格，对付日本，战由重庆蒋介石坚持，和则由海外汪精卫来做，也不失为一种非策略的策略、无办法中的办法，但成立伪政府，那就公然与重庆对立了，其立场也就转而为站在日本方面而成为真正的汉奸了。“希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11]。至于高宗武，罪莫大矣，在中日两国处于战争状态下，其私下秘密赴日接触谈判，并偷偷携回日方停战谈和的条件，若追根溯源，高是汪伪集团一切活动的肇始者。高宗武深深懂得这一点，他知道不管中日战争的结局如何，自己的前途总不容乐观，带着这一罪孽感，他在以后与日方的谈判中始终畏首畏尾进退失据。在梅思平参加谈判后，高的态度已引起日方的怀疑，因此，在汪精卫等人到达上海再往东京谈判时，高宗武事实上已被排除在核心谈判之外，不被日方和汪等人所信任。在这样的情势下，高、陶两人才出走香港，以发表“和谈密约”表示自己完全与汪集团脱离关系。陶以后辗转回重庆，高则转往美国，从此踏上不归路，再也没有回过大陆和台湾。
周佛海等人对高、陶是恨之入骨，乃至准备派人去加以“制裁”，汪精卫却不太放在心上，反认为坏事可变为好事。在汪看来，高、陶事件可以给日本人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不能压汪压得太过分，不然就会产生高、陶这样的后果；高、陶公布“密约”，也不无有利的一面，“密约”原是日方提出，双方尚在讨价还价之际，将其一公开，日本人就不得不收回。汪在伪政府成立后与日方签订的“和约”，就因此胰“密约”对汪伪有利，这是汪很引以为得意的。高、陶事件对汪的另一不意之获，就是陈公博终于下定决心下水了。陈公博与顾孟余是汪精卫最重要的两个干将，都曾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部长。汪的“艳电”一发表，顾即与汪断绝，以后更悄悄地去了重庆。陈公博不曾走，却始终在消极观望，汪去青岛，陈公博向陈璧君打了声招呼，比高、陶两人更早离开上海回了香港。当高、陶出逃来港并公布密约，陈公博痛感于汪的失落和尴尬处境，这才决然返回上海，助汪一把，正式下水参与汪伪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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