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8）

    高、陶出走，除了大原因，还有汪伪高层之间少不了的人事倾轧的影响。

    在汪记“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陶希圣被任为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朱朴为副部长（次长）。以陶的资历声望，陶正林副应无问题，可宣传这一路人马主要是香港《南华日报》和“蔚蓝书店”的，林柏生是老板，这些人包括胡兰成都是听命于林的，陶希圣名义上为正，事实上却被架空。陶的出走正合林意，虽然被汪精卫斥责为排挤陶，但斥责归斥责，汪伪政府成立以后的宣传部长那就非林莫属了。对胡兰成的意义是，林柏生上正席，后面也就可能有胡兰成的位置。

    此时汪伪政府已准备打锣开张，四方凑合来的各路人马熙熙攘攘，上下奔忙，纷纷营谋着到处钻营。汪集团最初的“首义分子”八人中已去了陶、高、曾，陈璧君也无须安排外，剩下四人以及陈春圃、褚民谊等人自然无问题，可还有汪到上海后投汪的特务头目丁默村、李士群之流必须安排，还有先后投奔来的失意军人、下台政客、各类学人文化人和社会贤达需要安排，另外还需要让出一部分位置来安置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维新政府”的前朝汉奸。这种场合，胡兰成是挤不进去的，他尚无资格搅在其中，他不去钻营是清高，也是知趣识相，他还得靠汪精卫夫妇，还得跟着他的老板林柏生，在部长“特任官”安排之后，等第二批，还得看合适的机会。

    机会说来也就来了，那位汪记国民党宣传部排名林柏生之后的副部长朱朴就在此重要关头被排挤出局，胡兰成是如此记述此事的：

    组府时我见诸人纷纷营谋，因称病数日不到汪公馆。林柏生不乐周佛海，恨朱朴之两头跑，告诉汪先生说是朱朴之教兰成反，汪先生大怒，即刻打电话与佛海说，“你得当心那朱朴之是小人！”是晚我在《中华日报》，朴之来信痛哭流涕，说“不知何处开罪吾兄，使弟蒙此奇冤”，柏生亦忙差泳今来与我说知，我道，“汪先生若问我，我不能欺骗，但我可以不答”。第二天汪先生果然叫我去，柏生在旁一直担心，见汪先生不提，他才胸口一块石头落地。[12]

    从这里可以看出，还在汪伪政府“还都开府”之初，甚至未开之际，周佛海为首的实力派就和林柏生、陈春圃为首的公馆派之间已开始明争暗斗，在汪精卫面前互相争宠。不过，不管此事的真相如何，这件事上，胡兰成是帮了自己原来老板林柏生的忙，将此事在汪面前掩饰了过去，他自然跟着林柏生也成了公馆派一员。事实上，朱朴的出局于林柏生的利害关系不大，关系最大也最得利的是他胡兰成。

    朱朴是香港“蔚蓝书店”创始者之一，曾与林柏生、梅思平、樊仲云四人被人合称为“蔚蓝”的“四大金刚”，汪的“艳电”一发表，朱朴即一马当先离港抢往上海办《时代文选》杂志，为汪的“和平运动”在上海打舆论基础。朱胰胡兰成资格老得多、地位高得多，对汪的言论功绩也不小，由此才会被汪任命为继陶希圣、林柏生之后的汪记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此外，朱还有另一重身份——陈公博的女婿，这也是汪精卫必须对之加以照顾的一大原因。据那部不甚可靠的《汪精卫日记》记载，就在高、陶出逃香港后，汪又将朱朴从宣传部副部长调任为组织部副部长，可见汪对朱的印象并不纯是“小人”。若是朱不出局，若是朱想要担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次长，那几乎是他肯定能得到的位子。

    朱朴从此离去，在其1942年所写文章中说：“当日店（指‘蔚蓝书店”—∈者）中诸同志，除了我一人因迭遭家难，灰心一切，绝意进取，依然故我外，其余的现在大多在京沪等处任职，象思平、柏生诸兄，荣任中枢要职，旦夕为国效劳，回想当年情况，实不胜今日之感了。”[13]言下不胜酸妒之意。不过，再过二三年，朱可能反要庆幸自己能及时全身而退的明智了。

    胡兰成的官职是由汪亲授，这在他又是极有面子之事。

    汪精卫召见，先问他身体可好，随即取一千元给他作医药费之用，然后像是让小孩挑玩具那样，提出三个官位让他选择，一是行政院政务处长，一是立法院外交委员长，一是宣传部政务次长，并说“兰成先生是自己人，所以且放后”。他知道汪的意思，于是选择了宣传部次长，同时将《中华日报》总主笔仍然兼任下去。对胡兰成来说，他应该满足了，这也是他可能得到的最高官位了。

    又是中央委员，又是宣传部次长、《中华日报》总主笔，还是汪的私人秘书，胡兰成自此跻身于汪伪集团高层，成为汪伪集团的新秀。

    注释

    [1]引自陈公博《苦笑录》第八章，香港中文大学亚洲中心出版，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4月出版印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