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七章  崭露头角狰狞（1）

    密集著文

    胡兰成是以文章发迹的，是靠自己的卖力著文和讨巧言论而见重于汪夫妇，如此才得以在汪伪集团中崭露头角的。

    按理说，写文章本轮不到他。

    汪精卫集团和其后的汪伪政府，从开场到落幕少的是军人、政客和策士，文人和学人，可以说从来都不缺，在汪滞留河内那几个月，在叶蓬等失意军人参加之前，整个集团几乎都是政客和文人。不要说《南华日报》和“蔚蓝书店”那批人，就是汪伪集团核心的那七八个“首义分子”或“最高委员会”成员，也都是政客和文人、学人，或者是从文人、学人出生的政客。除了汪精卫夫妇外，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及其以下诸人，谁都能写，也写过，他们中有留学生，有大学教授，办龚纸杂志，有过丰富的政党斗争经历，内中的陈公博、陶希圣甚至不妨说是有自己理论体系的政论家，写政论时评之类对他们是轻车熟路，拿手好戏。比如陈公博，1928年，他写的《中国国民党所代表的是什么？》和《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两文，全面阐述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为其随后提出的“改组国民党”理论的先导。两篇文章刊出，在当时社会上轰动一时，陈公博曾得意地说：“虽然说不上洛阳纸贵那套肉麻话，然而自命是革命青年的都必人手一册。”[1]再比如林柏生，跟随汪精卫前后二十多年，也就办了二十多年的报刊杂志，从海外办到国内，从上海办到香港，多是自编自写，前后著文无算。

    可他们这干人，此时却无意于此。

    陈公博对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始终持消极态度，在“艳电”前后紧锣密鼓开张期，他却以侍母为名躲在香港家里不愿出面；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人则在继续紧张地与日方进行他们的秘密交易；陶希圣负责宣传，本应该打头，可陶究竟是个有身份地位的人，做贡大教授，原是国民党文宣方面最主要负责人之一，在此形势多变且不明朗的时候，他不可能也不愿走到前台直接上阵的。剩下的就是林柏生了，林跟着汪精卫办了二十几年报纸，是汪系报刊的总管，他可以写。汪精卫“艳电”1938年12月31日在《南华日报》刊出，同一天报纸上，林柏生就写了响应文章《汪先生之重要建议》。可1月17日下午，林柏生应召去香港警察厅谈话，被警告有遭暗杀的危险，归途中，林就遭袭击，被人用二尺多长的大铁棒打破了脑袋。

    报纸还得办下去，自上海沦陷《中华日报》停刊后，《南华日报》是汪精卫最重要的舆论地盘了，汪精卫需要舆论，胡兰成需翼现，老板被殴伤住院，这样，就为胡兰成的竭诚进取倾心贡献提供了机会和场地，他这才得以大写特写，不受拘束地放开写，而终于得到了汪夫妇的青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