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六章从上海到香港（8）

    分析一个人的所作所为，需要看其政治立场、倾向和背景，也不能忽视其个人的性格、身世和具体境遇。对胡兰成而言，不管他如何上山下山，两者之中，更多的决定因素是后者。对抗日战争的前景、对时局的发展估计，他或许与汪精卫及汪派人物有相同之处，但这对他并不太重要，对他重要的，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提供了一个机会，一个可能会改变自己命运的良机。他不同于汪派集团那些主要骨干人物，这干人原来已经有自己的地位、身份或名声，正如周佛海表白自己说的那样，他在国民政府是部长，在汪伪政府中仍是部长，参加汪伪集团不是为个人功利名声。胡兰成却不然，他出生贫贱且屡遭不顺，经历过妻死儿夭大悲苦大磨难，贫穷始终如影随形地伴随着他，而他又自认为始终怀才不遇，已陷在香港整整一年，他要想扭转生计，变穷蹙为腾达，只有抓住眼前的机会了。这有点冒险，但他的“荡子”性格足以支撑着引导着他去冒这个险，他的一无所有也经得起冒这个险，他在广西已经冒过一次险，只不过没有成功罢了。至于他头脑中那些观念形态的东西，实在可作灵活应用的，他既可以参加红军，也未尝不可加入“和平运动”，只是冒险赌一把的筹码不同而已。“荡子”未发迹时就是光棍，光棍的好处就在于，哪怕输掉，他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可毫无留恋地甩手而去，反之，若赢的话，其所获就不可限量了。世人同声谴责胡兰成落水做汉奸，试想一下他反转来的诘问：若没有在汪伪集团中的发迹，怎会有今天的胡兰成？对他的落水其实可视为主动的跳水，联系这一切，就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了。

    对胡兰成，这是简单的，但也是符合实际的解说。

    注释

    [1]见朱朴《记蔚蓝书店》，《古今》月刊第13期（1942年12月16日出版），转引自《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2]引自《陶希圣致胡适信》（1938年12月31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5月第1版。

    [3]见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节录：“一个暗中散布降日毒素的灰色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汪伪政权资料选编?汪精卫集团投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版。

    [4]杜衡（1906-1964），原名戴克崇，笔名苏汶，浙江杭县（今余杭）人。1923年入上海南洋中学，1925年与施蛰存同入震旦大学法文班，三十年代担任《现代》月刊编辑。解放后去往台湾，从事报刊工作，曾任多种报纸主笔。

    [5]穆时英（1912-1940），笔名伐扬、匿名子，浙江慈溪人。毕业于光华大学中国文学系。1932年出版小说集《南北极》，次年出版小说集《公墓》，技巧上运用日本新感觉派横光利一等人的现代派手法，并尝试佛洛伊德心理小说，自此与刘呐鸥、施蛰存等人形成新感觉派。此后又出版小说集《白金的女体塑像》《圣的感情》《上海的狐步舞》等。1933年参加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抗战爆发后赴香港，1939年回沪主编汪伪《中华日报》副刊、《国民新闻》，不久，为国民党特工暗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