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蔚蓝书店”那批人以后多参与了汪伪政府，成为汪伪集团的基本成员。而“蔚蓝书店”本身，也逐渐从原来国民党派驻香港的宣传情报机构，卒为汪伪集团与日本勾结初期的重要联络站。这从以上那段引文中也可看出端倪。
“蔚蓝书店”最为活跃是1938年，这也正是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人与日本秘密谈判求和最为紧锣密鼓活动的一年。
高宗武本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抗战开始后，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往香港寻求与日本谈和的门路。当国际调停失败，日本公开宣布不以蒋介石南京政府为谈判对手，蒋介石放弃了谈和幻想之后，高宗武事实上就被蒋晾在了一边。高宗武却不回后方，在日本主和派势力的拉拢下，擅自偷偷往日本一趟，与日本军部影佐祯昭等人接触，得到所谓日本停战和平所开出的条迹高回香港后，将情况写成报告，送给周佛海。周佛海原是“低调俱乐部”主人，早就对抗战前途悲观失望，于是将此事接过，再派梅思平秘密往香港和上海，与高宗武一起继续与日方接触谈判，最后双方在上海订立了“重光堂密约”。周佛海、陶希圣知道，他们背着政府干得这一套，蒋介石不会理睬，他们就找上了对抗战向无信心的汪精卫，汪精卫闻知一拍即合，于是汪及其这一干人秘密商定了汪出逃重庆，到海外响应日本近卫首相“对华三原则讲话”的一系列卖国投降计划。周佛海、陶希圣以及梅思平、高宗武等人本不是汪系成员，与汪精卫原无渊源，只是在降日求和上方才走到了一起。所以有人说：“平心而论，汪精卫叛国降日，罪在万世，但是，若非蒋介石为他创造条件，周佛海、陶希圣两人为他当军师，恐怕汪精卫还不容易实现他的小傀儡朝廷的迷梦哩！”[3]周、陶等人举汪精卫出头，奉汪为首领，“蔚蓝书店”也就从国民党中央的海外机构变身而为汪集团的联络站和与日谈判的前哨点，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等与汪派林柏生为首的《南华日报》两股人马合流，共举“和平”大业。林柏生本是国民党政府的立法委员，此时和梅思平一起，被周佛海的中央宣传部任命为驻港特派员，如此，梅思平以及高宗武的身影也时时在“蔚蓝书店”出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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