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样一位前辈文学青年在身边，而且是亲炙过鲁迅教诲、与鲁迅共过事的，胡兰成学习鲁迅、敬仰鲁迅，从事文学写作并将自己的书寄鲁迅指教等等，这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这一愤怒的文学青年期，在胡兰成为时甚晚却也为时甚短，自胡兰成从南宁去百色后，他的读书研究兴趣就开始转往社会政治理论，他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论书籍，想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他夙兴夜寝，有时连饭都顾不上吃，把书拿到饭桌上、拿到被窝里读。
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胡兰成早在北京那时就有所接触，可只是浅尝辄止，停留于青年人感性的热血冲动上。他在此时的研究则是从社会原因上来探究，联系自己的家世和农村的衰败凋零来考虑。他看到，中国社会，虽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紧接着却是十多年的军阀混战，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可接着仍然是连年的军阀战争，而且规模更大，社会的改革振兴仍然辽远无期。与他更切身的是自己家乡的变化，玉凤病死那年的胡村，所见景象又与他少小时有了很大不同，村里左右邻舍间穷到连几毛钱都无处去借，胡村整个的破败，连往年少不了的社戏都衰歇了。以微知著，从小到大，他联想到中国几百年来的积弱受欺，民穷国衰，这一切社会现象和变化，都需要求索而获得解决，在“主义”和“问题”上，当时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就成了他首选的“主义”和信仰，他希冀以此来理解和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胡兰成虽没有实际参加任何组织，他的同情是在一边的，他自己暗地里也做了点实际的事。他教学有方，常常帮助贫困学生的学膳费，学生都愿意与他接近，他曾资助了几个进步学生去上海，让他们能进工厂去从事工人运动，他还试图通过自己的学生去指导其他学校的学生，要他们恢复“五四”当年的广西学生联合会。可惜领头的几个学生都去了上海，联合会的事没有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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