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第五章  广西五年（6）

    出入崔真吾

    胡兰成其时的读书研究，与当时广西的大背景也有关。

    自从1931年年底，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宁粤合流以后，两广（广东、广西）即与南京政府对峙抗衡，努力保持着自己的半独立割据局面，如此维持了五年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在此其间，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励精图治，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以资号召，对内抓军队整编、训练民团，注重社会基层组织的建设和广西的地方教育，对外标榜进步，礼贤下士，大量聘请外面的知名学者教授来广西帮助开展教育。一时间，许多进步学者和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南下，广西的桂林、南宁出现了如北伐前广州那样的自由开放的新气象。陈望道、邓初民[7]、施存统[8]等人被聘为广西大学教授，崔真吾等先进青年人也是在这一背景下而南下帮助广西建设发展，当时还有不少人因上海等地的白色恐怖也退避到了广西。在当时广西反蒋的政治气氛中，员的身份几乎是半公开的，胡兰成在南宁一中，教员中的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国际问题，对中国政治经济形势进行分析和争论，他们之中还有斯大林派与托洛茨基派之分。胡兰成倾向于，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两派之中，他更敬服托派。他们的分析和争论，他们的理论素养，他们的口才和辩锋，令他望尘莫及，这也是他发奋苦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动机之一。

    从他的家世背景，他个人的经历遭遇，从他与崔真吾等人的接近所受的影响，以及广西当时的政治气氛来说，胡兰成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倾向于人是自然而然的事。他对托派尤其是他所接触过的托派分子个人始终抱有好感，他以后在香港领到的汪伪集团活动费还拿去支助托派。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立场的变化，而为托派分子所拒绝。胡兰成疯狂攻击和诋毁，那是他加入汪精卫“和平运动”、落水做汉奸以后的事。至于他对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看法变化，那更是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