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兰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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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1)(2/2)
    不过,从长远看,这两种偏向都属正常,唯有经过如此反复,才可能趋近历史的真相,回归人物的本来面目。如果说,这一切过去还难于做到,那么今天至少已开始具备基础条件,任何想说的都可说,只要敢于担当;任何说出的都可发布,只要不计较媒体形式;“夷夏之防”之上设置了更重要的标准,以及虽不见好但也不容否认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等人类的普适价值。

    古今中外历史上,各民族国家之间发生过无数侵略、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事。遭入略的一方面对强敌压境,各色人等有着各种不同的表现,对此可以作善恶评判,亦可作具体分析。善恶评判虽失之简单却有其功用,比如紧急状态下的动员大众同仇敌忾,但若无事后的具体分析,对历史人物往往会失却基于具体环境下的所谓“同情的理解”。然而,胡兰成在中日战争中的行为,无论从大局还是从个体看,应属汉奸无疑。

    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实质是投降通敌和分裂抗日阵营,此历史功罪主要由汪精卫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等为首者承担,方向错了,投身“运动”的胡兰成自然跟着错。胡兰成常自诩善于研判天下大势,但他承认,对中日战争的发展前途他是看错了。

    汪精卫也错在此。汪对中国抗日大局太悲观,希图“曲线救国”以和平路线解开困局,殊不知以后的形势发展却是另外的路向,结果葬送了自己一世英名和手下的一干人马。对于如汪这样的高层政治人物,其进退出入关乎天下观瞻,汪自秘密开展对日外交,也明白自己的选择之沉重,故有入地狱舍我其谁之感慨。谨慎者、明哲保身者是不甘亦不敢冒此风险的,中国传统政治人物最为看重的就是历史评价。因此,流传至今的汪之出走、成立伪政府是蒋汪预谋的双簧等等应属无稽之谈。现在唯一可为之辩解的,是看其当年伪政府治下究竟是稍舒民困还是变本加厉?可这也终是末节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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