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我在卡罗来纳的合伙生意非常成功，因此决定再接再厉多搞几项合伙生意。于是用和卡罗来纳合伙相同的条款与几位品行端正的年轻人签定和约，派他们到各个殖民地去建立自己的印刷所。这些人大都经营得不错，在我们６年合同期满之后，有能力买下我的铅字和设备，独立经营，整个家庭赖以为生。许多人合伙的结局往往是不欢而散，但是我很愉快，因为我的合伙事业都进行得很顺利，结局也很和谐。因为我事先已经做了周密地考虑，在签定和约时把双方应尽的义务和应有的权利规定得一清二尝明白无误，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引起争执的，所以我开展的合伙生意都很和睦，并且到期友好地了结。因此我劝告所有合伙的人都采取预防，无论在订立合同之时双方是多么友好、相互信任，只要日后在照料业务和负担方面感到不甚公平，就很可能发生小小的猜忌和仇视，这样往往引起友谊和合作的破裂，常常引起法律纠纷或以其他不愉快的方式告终。
应该说，我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在宾夕法尼亚的事业感到满意，不过却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很不满意：本地没有安全防卫措施，缺乏一套完整的青年教育制度，没有民兵组织，也没有学校。因此，我在１７４３年起草了一份提案，提议建立一所高等学校。当时彼得斯牧师正好赋闲在家，我考虑他是管理这样一所学校的适当人选，我把计划转交给了他。然而他婉言谢绝了这个职位，大概是认为继续为主效劳更为有利吧。由于找不到适合这个职位的人，我就把这计划搁置下来了。第二年，即１７４４年，我提议成立一个哲学学会，这个建议得以实现。我为此事撰写的文章在我的作品集里可以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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