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伟大诗人泰戈尔先生发表一个声明，声援甘地，但是政府当局不准这个声明在报纸上发表。诗人受到沉痛打击，便以诗泄愤，诗曰《问》。
诗人是这样责问上帝的：
我的神，你一次又一次，派遣使者来到这个无情的世界，教导我们“饶恕一切人”，
教导我们“爱所有的人”，
“从心底里驱除仇恨的火焰”。
他们具有一副高贵的心灵，
永远值得人们铭记与怀念。
而在这天的不幸日子，
我却把他们撵出门外，
丢一个虚伪的教礼给他们。这位命运坎坷的诗人继续叹道：
今天我的喉咙哽咽，我的芦笛吹不出悠扬的音乐，我的整个世界在漆黑一团的深夜的噩梦里消失。
我因此含泪问你一个问题：
那些毒污了你的空气的人，
那些扑灭了你的光亮的人，
你能饶恕他们吗？
你能爱他们吗？
已是垂暮之年的诗人在他那宁静的别墅里发出了失望的呐喊。这是对甘地强有力的道义上的支持。甘地继续绝食，政府虽然并不让步，但是也深感焦虑不安。甘地身体一天天垮下去，他做好了死的准备。他被送进医院时几乎奄奄一息，他把身边的心爱之物都送给了陪在他身边的人，有气无力的告诉他们：“我可能走到生命的尽头了。”身旁的人望着甘地瘦干的身躯，泪似泉涌。甘地强打精神，给他们诵颂了一段 《薄伽梵歌》： 我是大地的清香，
我是众生的生命，
我是火中的光焰，
我是苦行者的苦行。
甘地要身边的人赶快拿笔来记下他的话，他要给在另一个监狱的尼赫鲁发一份电报。电文如下：
“在这些痛苦地日子里，我常常想起你。我很想知道你的意见。我多么重视你的意见，这是你所知道的。看到英杜（指英迪拉）和沙鲁普的孩子们，英杜①看来很快活，人长胖了。一切都好。盼回电。”
① 英杜：英迪拉小名，也就是后来印度著名总理英迪拉·甘地夫人。她的父亲是尼赫鲁，她的丈夫甘地与圣雄毫无亲缘关系，仅仅同姓而已。
被关押在内尼监狱中的尼赫鲁，听说甘地再次绝食，度日如年，心急火燎，常对别人发脾气。圣雄怎么这么干呢？他还说这是上帝规定的绝食日子，真是让人放心不下。尼赫鲁担心如果甘地真正长眠不醒，印度不知该如何。
当他收到甘地的电报以后，他似乎有些放心了。他相信甘地的生命力很强，不会就这么死去。就是在绝食那么痛苦的日子里，在给瓦赫鲁的电报中，突然提出了尼赫鲁的女儿和妹妹的孩子们去看他的事，而且还不无幽默和乐观地谈到女儿长胖了，这真是奇人。当然尼赫鲁也知道，这恰恰是甘地的性格，他总是不会忘记生活中表面看来似乎很小实际意义重大的事情。
尼赫鲁完全不赞成甘地的绝食，但又不想伤害他，于是他向甘地拍出了一份这样的电报：
“电报收悉。我对于我自己不了解的事情能够表示什么意见呢？我急得好像处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惟一的人所共识的指路神。我在黑暗中摸索，可是我跌跤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总常常想起你，敬爱你。”
绝食已过一星期，政府看到甘地即将失去生命，便匆匆宣布无条件释放了他。此后甘地开始进食。在静养10天之后，甘地发表一个声明，表示他个人将停止非暴力抵抗一年，这一年内，他只从事“解救贱民”的工作。
最近连续两次绝食，两次被捕入狱，有人发现甘地在这期间思想观念发生了细微变化。这一发现是甘地的私人秘书马哈德乌·迪赛，他有幸与甘地一同坐牢，他当时详细地记录了甘地的言行和来往的书信。印度作家克里帕拉尼在他的书中曾经引用了以下几段迪赛的记录。
“甘地大儿子哈里拉尔的女儿摩奴来信告诉甘地，她的舅妈巴莉贝恩打了她那从不干好事的父亲。甘地回信说她干得好，她的行为是一种纯真的爱，而不是暴力行为。”
“甘地原来一直坚持只用印度阴历记时，只要看到有人使用西方日历，就非常动气。但是现在他已放弃使用阴历，他说，欧洲的日历已为全世界所接受，我们也没有必要对它怀着仇恨。”
“一位麻风病人给甘地去信，询问当生活成为一种负担并非常痛苦时，这人是否有权放弃生命。甘地回信说，我的见解如下：一个人患上了不治之症，要靠其他的帮助才能勉强生存下去，而他自己又确实不能做出任何公益事业予以报答，那他就有权来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他来说，绝食而亡要比投水自尽或悬梁自尽更有好处，因为这会考验他的坚强信念，并使他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理想。”
“米拉·贝恩被关在另一座监狱。甘地给她去了一信，信中说，你提到罪犯现在和你已成为同伴。在我们的字典里，应该禁用罪犯这个词，要不然我们都成了罪犯。《新约圣经·约翰福音》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先拿起石头打她。’没有人敢用石头打那个犯罪妓女。尽管他半开玩笑地引用这句话，但却道出了意味深长的道理。”
“甘地在贝恩的信中还写道：你不应该责怪自己不信任我和我的智慧，这是因为你没有马上看到我的特性，或者你已经看到了，但不同意我的观点。我不是一个完人。当我有错时，你为什么要和我的看法完全一致呢？那只是盲目的崇拜。”
甘地的威望虽然极高，高到像中天的太阳，人们都要沐浴着它的阳光才能生存成长。但是，他从不自恃高明，从不指望有人把他当作什么神一样的跪拜，每当看到人们对他过分的敬仰，他内心就有说不出的味道，他与老尼赫鲁尽管常常打打闹闹，但是仍然不失为生死之交，其感情就是建在相互合乎情理的信任和尊重基础上，并不是谁把谁当作高不可攀的存在。
与尼赫鲁的交往也是如此。他扶植尼赫鲁，相信这位年轻人能够率领国大党干出一番事业。尼赫鲁对他则非常尊重，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大事小事全部请教他，征求他的意见。但是双方如果就某个问题出现不同意见时，完全可以做到各抒己见，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阳奉阴违。
甘地的决定，从来都不是得到所有人的理解和支持，往往总是伴随着想不通或者截然相反的态度来与他共事。就说1922年那次，甘地决定中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代之以土布生产、改革、教育，似乎对大家是个打击。当时大多数国大党领袖们都在监狱里，对这一决定感到十分惊愕，并且使许多一般党员都感到愤怒。老尼赫鲁还从狱中写信给甘地，对他的主张提出愤怒的抗议。信中质问甘地，如果科摩林角上的一个村庄没有遵守非暴力原则，为什么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城市应该受到惩罚呢？
这次与12年前的情景几乎完全相同，好像就是历史的重演。这时尼赫鲁同样还在监狱，他对甘地决定和声明与当年他父亲一样表示极为不满。他在狱中给甘地写了一封长信，表明自己的观点。信中说：“当我听到你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决定，我很不愉快，甚至感到前所未有的震惊。虽然我仍然会响应你的号召，但是你提出今后的工作方向，我尤感困惑。我有一种突然的感觉，好像里面有什么东西被刺破了，它是我最珍贵的维系。在这荒漠的世界里，我感到可怕的寂寞。”
岂止是尼赫鲁，党内很多人士都不知道这位老人到底要怎么样。党内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了。这时的甘地一边开始从事他的解救贱民的长途旅行，主要是想为募集解救贱民的基金，另一方面他又不失时机地向党内作出他的解释。同时又根据新情况推出了新的策略。1934年4月7日，甘地在旅行途中再次发表一项声明，号召所有国大党人停止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由他一个人来从事这项工作。如果谁想组织非暴力不合作斗争，必须征得他同意。他希望所有国大党员必须学会自制和安贫的艺术及美德；都能积极参与国家建设，特别是参加土纺土织，推广土布、解救贱民的工作。最后他向国大党人忠告道：“以洁身自好的个人行为同各界人士相处，来扩大教派之间的心灵团结，排除自己身上形形色色的不可接触的肮脏，以亲自接近饮酒和吸毒的人并普遍培养个人纯洁来开展戒酒或戒吸毒品。这些工作可以使得穷人维护最低标准的生活。”
他料到他的这项声明在党内会产生更多更大的麻烦，首先想到的是给尼赫鲁写去一封信。信中说：“在我看来，手段和目的同样重要，只要我们能发挥好手段的作用，目的就不难达到。”
现在，该说的话说了，该劝的劝了，该公开声明的已经声明了，他要专心致志地上路，竭尽全力去做解救贱民这份有益的工作。
一直随同他行走的米拉·贝恩记述道：“我们一直走啊走，到处都是拥挤的人群，满腔热情的爱。这使与人民群众隔离很久的甘地精神大振。”
甘地曾经说过，为了解救贱民，他可以用生命作抵押。这不是一般性豪言壮语。话出之甘地之口，就是誓言。现在他一步步地朝前走，正在逐步实现他的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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