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传

    命中注定他的命运多灾多难。

    命中注定他领导的斗争有起有伏。

    甘地从英国返回印度，迎接他的没有鲜花，没有欢呼。

    民众的痛苦，甘地是了解的，但是这位圣雄此时心中的痛苦又有谁解其味呢？

    就在甘地在英国参加第二次圆桌会议期间，印度国内的情况很是不妙。

    新任总督惠灵顿勋爵明目张胆地撕毁了甘地与欧文协议，对民众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国内现在正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加上英国政府在第二次圆桌会议利用非国大党代表孤立国大党代表的政策，表明英国政府已向世界公开宣称，在印度实际上存在着一个非常复杂的宪法改革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印度的国大党是无能为力的，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也就不得不提出一步新的解决方案，即教派自治方案。宪治方案一出笼，英国政府便向国大党发起猛烈进攻，国大党被宣布为非法团体，与此同时，与国大党联盟的、相互同情的、相互支持的进步组织均被视为非法组织。和平自由又成泡影。

    记得在德里那段日子里，他与欧文举行谈判期间，甘地每天早晨都喜欢散步，而尼赫鲁总是相伴左右。他们谈到了许多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在谈到国大党的前途时，尼赫鲁曾经设想，祖国获得自由以后，像目前这样的国大党将自行消灭。而甘地则认为，国大党在下列条件下应该继续存在，即：国大党可以通过一项自我约束的条例，规定所有党员不得在国家机关中接受一个有报酬的职务；如果任何人想在国家机关中获得这样一个拥有权力的职位，必须退出国大党。甘地之所以这样想，意图在于使国大党始终处于超然无私的地位，从而能够对行政机构以及政府的其他部门施行巨大的监督压力，使他们不致脱离正轨。甘地的思想与现代政党的概念显著不同，现代政党的建立，其目的是要夺取政权，以使按照党的指导思想去改造政治和经济。尼赫鲁就是这么想的。

    甘地也知道，在他前去伦敦参加圆桌会议之前，国大党工作委员会内曾有人联手等待时机一旦成熟，就将他开除出党。而事实上，如果开除甘地，就意味着开除二分之一的党员。这样一来，国大党就会分裂。

    据尼赫鲁回忆说：“在以往的15年中，甘地先生在国大党内乃至在全国内，是一个比任何国大党主席还要重要的人物。他是内定主席的人，他们的建议一贯得到采纳。他一再拒绝主席职务，而宁愿让他的同事或助手担任。

    我做国大党主席完全是由于他的关系。事实上是他当选，是他退让，竭力促成我当选。瓦拉平平·巴特尔被选为主席是由于一种不正常的情况。当时我们刚刚出狱，国大党各地方委员会还是非法团体，不能按照一般情况进行工作。因此，工作委员会便做主选举了喀喇嗤大会的主席。整个委员会，包括巴特尔先生在内，请求甘地先生接受主席职位，从而能在未来形势紧急的一年中，成为国大党的名义首脑，因为他当时已经是名义首脑。但甘地不同意，坚持要巴特尔当主席。”

    这一两年，关于甘地的谣言也不少。有的谣言听起来像天方夜谭。有一次的谣言是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说甘地在某地或许在德里，未经通报便富有戏剧性地突然闯到副王面前跪下来，抱着副王的脚，泪如雨下地恳求副王把和平赐给这个不幸的国家。这是一名英国记者编的故事。他的想像力非常丰富，甘地只不过觉得这人有点滑稽。另一个故事说的是甘地接受了一笔巨款，约有几万英镑，秘密地将它保存在朋友家里，而国大党正在追查此事。

    国大党惟恐甘地从国大党退出来以后，失掉这笔巨款。这个故事就有点荒唐了。

    甘地也清楚，国大党对这次圆桌会议并不抱什么希望，甘地自己也是这么看。但是甘地从不绝望，决心要努力到底。然而努力的结果却到了今天这步田地。现在连尼赫鲁在去孟买迎接甘地的路上也被捕两天了。圣雄说：“这是惠灵顿送给我的圣诞礼物。”大煞风景。

    1932年1月2日，甘地主持召开了国大党工作委员会会议，通过了恢复不合作运动的决议。在这之前，甘地仍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他企图和惠灵顿勋爵进行一次会谈。但是对方提出应该是有条件的谈判。这些条件是：

    他不得谈论最近在孟加拉、联合省和边省发生的事变，以及新的法令和根据法令全面进行的逮捕。甘地当即给总督发去电报，要求无条件会见。政府的答复是把甘地和国大党主席加以逮捕，并令全国开始严厉镇压。

    1月4日，这个曾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一起品茶的人，再次成为国王陛下的客人，不过这次是在监狱里。他和国大党主席巴特尔一同被捕，并未经审讯就被关押到浦那的耶拉维达监狱。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圣雄多次被捕监禁，与此同时，丘吉尔在伦敦多次雷霆震怒地叫嚣，必须“剪除甘地，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诗云：“让你暂时离开幸福，在局促不安的日子里受些痛苦。”

    也是1月4日，关在内尼监狱的尼赫鲁被判处两年严厉监禁和500卢比罚款，如不交纳另加六个月徒刑。

    还是在同一天，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事变，示威群众与警察多次发生冲突，群众死伤多人，监狱充满了和平抵抗的囚犯，人满为患。

    甘地这一次就没有先前坐牢那样乐观地把它称为“修炼的日子”了。他预感到国大党领袖人的大面积被捕，群众运动的普遍被镇压，一定包藏着英国政府更险恶的用心。

    这个时期，英国政府正在抓紧酝酿教派自治问题，企图通过“分而治之”的策略，来维持不可接触制度。

    甘地闻知此事，于3月11日从狱中致信殖民大臣，信中说：“你也许能回想起，在圆桌会议上，当少数派的要求被提出来，我在发言的结尾曾说过，我将誓死反对贱民实行单独制。我这样说，并不是出于一时的情绪，也不是说得好听。我的意见是，它是一项严肃的声明。”

    1932年8月，英国政府将麦克唐纳的宪制方案宣布，仍然将“不可接触者”划出单独选举区。

    解救贱民！甘地响亮地提出了这个口号。甘地称这次斗争为哈里真运动。

    哈里真是神之子民之意，这是甘地对贱民的称呼。

    他给英国首相寄去一封信，指出他将终身抵制任何“贱民永为贱民”的措施和制度。并且声明，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不肯改变这种态度和决定，他将绝食至死。

    信，如石沉大海，英国人不把他当回事。

    9月20日，甘地正式宣布从当日起绝食。那天凌晨，他从床上爬起，用土布围住下身，便开始给泰戈尔写信，信中说：“现在是星期二的凌晨三点钟，我将于今天中午走进炽热的洞穴。我的斗争很需要你的帮助。你是一位耿直的朋友，一位真正的朋友。”

    信还尚未发出，泰戈尔便向狱中的甘地发来电报，电文说：“为了印度的统一和社会的完整，牺牲宝贵的生命是值得的。我怀着悲痛的心情，满怀尊重和敬爱，伴随着你崇高的苦行。”

    当天，许多印度记者前来监狱采访。甘地对他的这次绝食“苦行”进行了详细解释。他说：“我虽然出身高贵，但我从来认为自己是一个贱民，我努力使自己有资格代表他们。我不是要代表他们中的百分之十的上层，使他们感到贱民中还有阶级。我要的是代表那些最低层的、看不到的、不可接触的、时常萦绕在我心头的所有可怜大众，与他们生死与共。我想要提高他们的地位，光给他们在议会中保留席位是不够的，主要在努力推行革新印度教的工作，提倡为他们服务，现在准备实行的保障名额分别选举制，阻碍印度教的革新，我坚决反对。作为一个自愿的贱民，我将绝不满意贱民与非贱民的整批交易。我所要的、赖以生存的、誓死争取的乃是根本铲除贱民的阶级和对他们的限制。”

    如果说甘地的绝食在全印度引起极大震动的话，那么甘地的这番动之以情的话则唤醒了民众。无数的人突然想到了这么一个问题，过去自己也曾诅咒贱民，以他们为鄙视，与甘地的态度相比，真是自惭形秽。现在甘地决心以绝食至死的勇气来维护贱民权益，才是伟大的壮举和高洁的灵魂。假如甘地在这次绝食中丧生，那么过去诅咒过贱民的人也和政府一样有逃脱不了的罪过，法律不予制裁，就是上帝也不会放过。于是各方人士都纷纷参与解救贱民的斗争，要求取消不可接触制。经过社会各界同心同德的呼吁和抗争，种姓印度教首领与贱民首领签定了一些协议，拟取消单独为贱民区划定选举区的做法，并给贱民的席位增加一倍，同时取消阶级一说。甘地绝食五天之后，正在让医生作健康检查之时，传来消息说，英国政府同意这个新方案。

    感到焦躁不安的甘地，脸上也露出了微微的笑容。26日下午，甘地恢复进食。

    几乎在甘地刚恢复进食的同天下午，被甘地称为真正的朋友的泰戈尔特意赶到监狱，为甘地咏唱了一首赞美诗。这首诗选自《吉檀·迦利》。诗云：

    当生命枯萎之时，应该洒以同情的慈霖；

    当整个甜美消失时，应该携带甘露的歌声。

    这次斗争初战告捷。从此，在很多城市的大街上，种姓印度教徒与哈里真开始公开互相来往，不分彼此贵贱，许多庙宇也为那些“神之子民”敞开了大门。在公用水井、公共学校、公路等方面，过去的贱民已与印度教徒享受平等待遇。

    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

    同年年底，契拉诺邦的一所印度教庙宇就仍然不准许贱民入内朝拜。一些印度教徒保守势力，全然不顾什么协议和方案，他们只承认历史事实和教派法典。甘地知道此事以后，严厉指责了那些顽固派的行动，强调要立即改正这种错误行为，并声称，如果不改正，他将再次在监狱里绝食。谁知那些顽固派反而指责甘地，动不动就拿绝食相威胁，老是危言耸听。甘地说，绝食是只有宗教教养好的人才能掌握的武器，当其他办法都行不通时，只有牺牲最后的生命，但是这不是谁都能做得到。顽固派们依然不听，认为甘地是印度教的离经叛道者，如果甘地果然绝食，他们中的一些人也将同时绝食，奉陪到底。甘地与他们展开了公开论战。最后，经过公民投票，大多数印度教徒仍然赞成甘地意见，同意贱民入庙，从此消除一切歧视。

    甘地认定，这一时期自己的主要任务是解救贱民，少问其他。到了1933年1月4日不合作运动纪念日的那天，几位领导人前往监狱请示甘地，是否重新组织不合作运动。甘地告诉他们请他们自己做主，他说：“我现在精力和时间有限，而印度还有4000多万贱民等待着有人去拯救他们。我要从事解救贱民工作。”对于甘地来说，思考便是决定，决定便意味着行动。他创办了一个新周刊《哈里真》，自任主编。先前自己主持的《青年印度》已经被迫停刊。甘地要掀起一个哈里真运动，非要一块舆论阵地不可。而这时的政府似乎也希望他在狱中从事这项改革活动，这样就可以把全国的注意力从政治骚动转移到社会改革上来。甘地亲自为《哈里真》周刊撰写发言词。

    这段时间，国大党与非国大党领袖，包括贱民领袖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通过了一个协议，对贱民的教派自治决定通过了一个修正案。

    由于协议中有一条规定：为取消不可接触诫条和改善贱民的情况，举行一次全国性运动，英方当局允许甘地在监狱中进行有关哈里真的工作。这就使得监狱以外的国大党人把精力从组织不合作运动的工作上，转移到组织哈里真福利上去了。

    到1933年4月，甘地仍对全国解救贱民工作不满意，所以他又一次想到了绝食。29日深夜，他告诉随侍人员，到深夜12点时，有一种发自体内的声音提醒他，指示他绝食。他试图进行体能反抗，但是无效果，所以迫不得已，只得遵命。30日他即宣布5月8日至29日绝食21天。

    他就此发表声明时强调，这次绝食，不是要反对任何人，而是自己自洁的措施，通过这次绝食，纯化自己的清心和灵魂，使自己与上帝和真理更加接近。第二天，他又给总督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这次绝食与政府无关，请不要误会，完全是内心的趋动和自省。尽管如此，甘地已是年迈的老者，又宣布绝食21天，使政府当局很感头痛。原定5月8日上午10点开始绝食，结果上午9点就将甘地释放了。大概政府认为，如甘地要绝食以自洁，别死在监狱，死在监狱就有说不清的麻烦，至于在外面还绝不绝食，绝食带来什么后果，那将由他自己负责了。但是甘地出狱后，仍不改决定，照常绝食21天，同时宣布停止不合作运动一个月，要求政府释放非暴力政治犯。

    接着国大党领袖们在浦那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根据甘地的意见，拟停止群众性不合作运动，斗争形式改为个别不合作运动。甘地为这个决议作出解释说，群众性斗争风险太大，受迫害的受镇压的人太多，这是不合算的，而个别斗争，灵活性强，既可以前仆后继，又可以把战线拉长，保持斗争的持续发展。甘地致总督一信要求见面通报这一意见，总督表示这一意见不能接受，因而不予会见。国大党立即宣布实施这个意见。甘地首先将自己花了18年心血组织起来的真理学院解散，动员学员奔向各地开展个别不合作运动，自己则率领33名真理学院学员到农村去向广大农民宣传他包括解救贱民在内的建设性方案。

    这是应该早就预料到的。真理学院刚刚宣布解散的第二天，甘地及夫人以及所有学员全部被捕。自从1930年3月甘地离开真理学院开始他的丹地之行时就宣誓，如果他的国家不能从外国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他就不再踏进真理学院的大门。三年以后的今天他回来了，可惜是含着宣布这个培训基地不复存在的酸楚心境来的。然而，就是这样，政府也不放过他。他8月1日被捕；8月4日被释放，但是警察当局要求他不准离开浦那。甘地断然拒绝，再次被捕，判刑一年。政府表示，只要甘地表态不再从事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就将他释放，但甘地不允，他就他不能接受任何有条件的释放，并于8月16日再次宣布绝食至死。监狱对甘地的管制更加严厉，只准读些书报，不准接受任何记者采访，每天只准接待两名来访的亲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