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十余名修女外，还有九名“贵妇人”，22名“雇佣护士”。这些人实际上毫无医护经验，例如其中有位老妇人，名叫琴恩·伊文斯，一直是个饲养猪、牛牲畜的杂役。整个46人当中，倒有20人是来战地医院作“助理教士”，而不是来护理伤病员的。
鉴于这种情况，12月15日，她们的船在君士坦丁堡港口刚一靠岸，布雷斯布里奇先生立即登船，劝告她们不要上岸。因为，斯卡特里已经没有插足之地，食品、饮用水、燃料都极其缺乏。
就在此时，与她们同行的迈亚医生向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报到。库明却因医院拒绝雇用护士和有身份的女士，而断然不允许她们进入军医院。
同时，库明博士还拒绝担任她们的医护顾问。
这样，只好从英国大使馆借出一套房间，先供这一行人暂住几天，安排她们尽快返回英国。
当时，南丁格尔在一时盛怒之下，也冷峻地拒绝承担任何责任。而且，由于这一行人在来土耳其的一路上不知节俭，将出发时携带的1500英镑费用挥霍个精光，到达君士坦丁堡时已一文不剩了。南丁格尔只好从她的个人收入中拿出90英镑借给玛丽·斯坦利，玛丽·斯坦利很勉强地接受了。后来南丁格尔又继续借出300英镑。为此，玛丽·斯坦利写信给丽莎·赫伯特说，只是念过去对于“小弗罗的怜爱”，才勉强经受住了这里的如此“官样的”对待。
尽管南丁格尔感到左右为难，但她很快就想到，若将这一行人送返回国，必将出现难以澄清的误解，这对她的事业将产生无法挽回的损失。
所以，12月24日，她提出一项折衷的办法：准备立即录用一些新来的爱尔兰修女，把前一批成员中的无医护经验的诺伍德修女替换回国。这样可以不增加医院中天主教修女的总人数，也符合高级医官库明博士拒绝增加修女的决定。
但妥协没有生效，并立即引起了争吵。诺伍德的修女们一个个哭求着，不愿返回英国。布里奇曼院长则不同意她的修女们脱离她的领导，单独进入战地医院。她说：“这样做将违反教规。”她声言她们必须有自己的耶稣会随军牧师，而拒不参与当地神父主持的宗教仪式。南丁格尔白天在医院各处奔忙，经常亲自跪在地上给伤兵换药、疗伤，一连工作八个小时后，晚间还要同玛丽·斯坦利和布里奇曼院长煞费口舌进行交涉。这位布里奇曼院长口若悬河，嗓门儿又大，南丁格尔称她为“可尊敬的刻薄妇”。
1855年元月的第二个星期，南丁格尔终于收到了锡德尼·赫伯特的回信，信中向她坦承自己的过失之外，也重新肯定了她的权责，只要求她不要轻言辞职，并保证以后所有有关她权责内的事，一定遵照她的意愿办理。同时，只要南丁格尔同意，他愿自费将新护士队一行人送回国。
南丁格尔被赫伯特的诚意所感动，从此两人尽释前嫌。
丽莎·赫伯特夫人也来信为自己所作所为诚心诚意地表示后悔。
南丁格尔在笔记中写道：“他们的信是如此诚恳宽让，触到内心深处。”
从此，她再没有提起赫伯特给她造成困难的这段往事。
而此时的玛丽·斯坦利却失望而沮丧。那些未来之前设想得颇为美好的情景并未在她眼前展现。
她对这所污秽不堪、生满毒虫的野战医院早已丧失了兴趣，她已经发现自己的身上也有了跳蚤。
1月底，当局准备把寇拉里的土耳其骑兵兵营改成军医院，玛丽·斯坦利决定独自承当此事，完全按照她个人的意见来管理这所医院。她未请示库明博士，便率领她的“夫人”们和一部分护士、随行人员，以及十名修女前往寇拉里兵营了。
与此同时，英国前线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提议把护士队迁往新建立的巴拉克拉瓦医院，南丁格尔虽然嫌那里医院太脏，而且护理员的纪律又太差，但她不愿拒绝拉格伦勋爵，只好同意派遣11名志愿者前往巴拉克拉瓦，其中有些人是从斯坦利一行中选出来的。这一行人一律交由塞洛蒂修女会统一管理了。
所以，玛丽·斯坦利一行人基本上是四分五裂了。
玛丽到达寇拉里之后，事情并不如想像中如意，因为那群嚷着要来的人，不过是想藉此远离南丁格尔。那群有身份的女士们，没有人愿意做医院中的事，怕弄脏了她们的手。
当南丁格尔获悉之后，内心又是一阵忧烦，她写信给赫伯特。我在此地，彻底服从军医院的权威，自己也绝不会有逾矩的行为。目的是在护士们面前以身作则，带领大家尽自己的本分，忠于自己的职守。
在许可的范围内，我竭尽所能地添加医疗设备、器材，也为伤兵们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即使偶尔会遭致那些“有身份的女士”的不满，但我确信，这些努力对整个医院是有益的。而她们对于这些实质上的助益没有丝毫兴趣，只想到为伤病员们烹调牛肉汁这一类的事罢了。
医院中的项事情都需要协调办理，尽管大部分经过干部的协调都不能实现，但我也力图克服重重障碍，并坚持各种困难的事情，都一定要通过库明军医长实行。然而，这些一定不是那些有身份的女士们能遵守配合的。
尤其，她们前往寇拉里，只是为了逃开我的视线，根本不是以照顾伤病员为任务的，结果当然是一事无成！
玛丽·斯坦利本人在寇拉里的统治好景不长。她的管理方法完全是贵族式的。凡体力工作都要分派给“杂役女工”去做。她的人员只负责发号施令，而且都未按规定穿统一的制服。丽莎·赫伯特为她们寄来了“白毛皮大衣”，她们接着又写信去向她索要军便服。
玛丽·斯坦利率领人员抵达寇拉里时，医院尚未准备就绪。
第二天，300名伤病员就送来了。既无床位，又无食品，匆匆忙忙用稻草塞进麻袋，当作卧具，“夫人”们还做了些柠檬水。
当天夜里，玛丽·斯坦利巡视了各个病房。初次尝试到这种工作的艰辛，她就感到自己经受不住这样的劳累。后来伤员越来越多，玛丽·斯坦利竟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
不久，伤员死亡率不断上升，直到打破克里米亚战区各野战医院的死亡率的最高记录。混乱的形势愈演愈烈，而那群上流社会的女士，只不过是手里捧着笔记本，看似忙碌地在人群里穿梭。
玛丽熬到3月份，再也承受不了了，竟悄悄地回国了。自然，还扔下了寇拉里医院的8200英镑的债务没人负责，最后只好由英军当局来偿付。
然而，同样身处动荡时期的南丁格尔，却由维多利亚女王在给赫伯特的信中得到了赞扬和关切。
“我从陆军总部得到一些战场上的消息，至于伤兵们被照顾的详情，我虽然十分牵挂，却不得而知。偶尔从赫伯特夫人的报告，知道有关于南丁格尔及普里士寄来的报告书，要随时让我知道。因为我及艾伯尔王子都非常关切前线官兵，特别是那些为国舍身受伤的兵士们，请务必转达我由衷的赞佩与关怀之情。”
女王的信函在各病房由医院牧师读给伤病员听，也在医院各处公布消息。
12月中旬，女王将一批慰问品委托南丁格尔代为分送，并且给她写了一封亲笔信：“对于成千上万的伤兵与病员，你献出了爱心和苦心，是我一直深表感佩的！你甚至对病愈回家的伤兵员们，都付出无比的耐心加以照顾，在此我除了向你致上最高的敬意与诚意之外，也请你告诉我，需要我配合帮忙的地方……”
在女王的信中，女王还向南丁格尔征询意见：英国女王应“如何表彰她的伤病员所表现出的英勇和牺牲精神？”
这时南丁格尔正在敦请锡德尼·赫伯特更改规定。当时的规定是，病员即使因公务患病住院，每日都扣除津贴九便士（约0.36美元），作为住院医疗费，而伤员只扣四个半便士。南丁格尔便复信给女王，请求她批准更改住院费规定，对伤员和病员一视同仁。女王很快便批准了这一要求。
2月1日正式宣布，从阿尔玛战役起，伤病员的津贴规定一律按新规章办理。南丁格尔的威信，由于玛丽·斯坦利所造成的规定，就这样从女王的支持开始，实质上得到了恢复。
1855年1月，塞瓦斯托波尔英军所受的痛苦，可说到达了顶点。救援物资依然送不到前线。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后来，罗巴古委员会也曾提出质询，那些送出去的大量防寒衣服、食物、医疗品，到底是在何处中断的呢？这个答案至今仍是个谜。
不过，据南丁格尔说，在那段士兵苦撑的时间里，这些物资应该可以收到，只是因为“军方规则”的重重限制，才导致物资的中断。这样的说法，是有根据的。
1855年的1月，塞瓦斯托波尔的英军，正被坏血病侵袭。
然而，却有满船的高丽菜以运送目标不明而被丢弃在港口。
另外，在港口，还囤积着17.3万人配额的茶叶和咖啡豆，及后来到达的2万磅苏打水，一直到2月份都迟迟不见分配，理由却是——在每天分配食物的单子上并没有茶和苏打水！
前一年的12月底，本来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可以领到一条毯子过冬，但这些士兵们有的因为在战斗中奉上司命令丢弃掉毯子，有的因为在暴风雨中失落了毯子，所以他们已经没有毯子了。正因为如此，依照“以旧换新”的规定，他们失去了换领新毯子的权利！
在这段时期中，英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前线只有1.1万名兵员，而在各战地医院中的伤病员已高达1.2万人。
“灾难，真是灾难史上空前的灾难。”南丁格尔后来写道。
南丁格尔在这种时刻成为众人所倚靠的人，同时也是供应物资的调配官。
她写信告诉赫伯特。
“照顾病人的工作，反倒是我许多非做不可的工作中最轻松的！”
一个有杰出管理才能的领导者形象，活跃在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里。
南丁格尔遇事沉着冷静、果断，有才干，大家对她抱以“女神”般的尊敬。
士兵们说：“如果由南丁格尔小姐作司令官带领我们的话，下个星期，我们一定会把塞瓦斯托波尔攻下来！”
就连医师们也开始完全地信赖南丁格尔，一名士兵在家书中写道：
“南丁格尔小姐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女王！”
权威，除合法意义外，必须诞生在众人的推崇中。
南丁格尔，在自己尽心尽责的工作中，尽量以减轻伤病员的痛苦和提高医院的医疗护理效率为准则，故而获得了众人的推崇。
一个女性，受到这样的欢迎，实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锡德尼·赫伯特要求南丁格尔除了正式报告的公文之外，一律采取私人信件的形式通信。因此，当她在斯卡特里和克里米亚期间写了超过30封的长信，内容都是如何改善军队及医院的现况，具体入微地举出许多提案，也有许多不能为外人所明了的苦恼和争论……很多类似的长信和亲笔所写的公文，都是在临时医院那种恶劣的环境下及繁忙的工作之余写的。
有时候，一个晚上，她可以写出如一本手册般的长信，对于广泛的问题，都能有缜密的思考并且不会遗漏任何一项重要的事情。她的精力与善于利用时间，总是令人惊异得难以相信！
她的心里始终盘桓着如何改善医院中的组织和编制，也不断地构想具体的提案，以充实医院内部的一切措施。
提案中，有关于医疗看护部队的创设、士兵食物的调理及分配方式的反思及改善，还有计划在斯卡特里设立医护学校等，同时也强调医学上临床统计的重要性。
南丁格尔的提案，后来被赫伯特及其他内阁成员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用来作为改善陆军组织的依据。
斯卡特里的临时医院，经过这些时日的改良，病房比以前清洁，盥洗室可以再度使用，膳食也有了进步。虽然如此，仍有不少恶劣的情况依旧存在，死亡人数还是居高不下，再加上第二次的不幸汹涌袭来！
12月底，“亚洲霍乱”、“饥馑热”侵袭这个地区，到了次年1月中旬，更加肆虐横行。三周之内，许多外科医生和护士都因此丧生，例如四名军医、三名护士和军需长“可怜的老沃尔德”及其老妻。而那些来视察的将官也都避之惟恐不及，大家陷入束手无策的胶着状态。
当时雨雪不止，气候条件的恶劣令所有的人感到情势困难。
终于，雪停了，英军的野营阵地塞瓦斯托波尔也逐渐暖和起来，送往后方的伤病人数总算不再增加了。
然而，临时医院里的死亡人数却继续增加着。英军士兵们用自己的双手埋葬着同伴。那凄凉的景象，令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悲伤。
在英国本土正弥漫着民众的愤怒。从1854年至1855年的严冬，经由新闻的报导，大家都知道那些在前线的官兵是如何英勇地奋力战斗，但是这些英雄却即将无力地死去。本土人民的怨怒与屈辱感瞬间在国内沸腾起来。
1855年的1月26日，激进派议员罗巴古提出动议，针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战地现况，调查负责补给的政府各部局，为此设立罗巴古委员会专司其职。
这件事显示出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也导致锡德尼·赫伯特离开政界。
但是，南丁格尔小姐的地位并未因此削弱。新首相帕默斯顿勋爵是南丁格尔小姐的老朋友。新首相经常将她的提议和报告呈给女王。赫伯特虽然辞去了陆军部的职位，但他告诉南丁格尔，为了英军，他自己的工作将永不停息，这是他的责任，而南丁格尔也如往常一样，写信和赫伯特沟通意见。
赫伯特也不时将南丁格尔的提案转达当局，继续他们之间合作的计划。
潘穆尔勋爵继任陆军大臣，奉命听取南丁格尔小姐的意见并认真考虑她的要求。
2月份的下旬，潘穆尔勋爵派出一个卫生考察团，调查前方医院和战地营房的卫生状况。正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所记述的：“这个代表团拯救了英队。”
他们发现的问题令人发指。代表团报告中描述野战医院卫生条件之差，所用的措辞是“简直是谋杀”。在堂皇的建筑物底下，是最最破败塌陷的阴沟，这些建筑物就处在一片腐朽污物的海洋的包围之中。灰泥脱落、百孔千疮的围墙半载被浸泡在海水中。数不清的露天厕所，一股股腥臭气直扑病房。
护士们发现，有些铺位出奇地危险，病员一睡到这些铺位上，不久就会死掉。后来才发现，这类铺位都是离厕所最近，空气最污浊的。供水不仅不足，而且污染严重。检查团让人把医院的供水管道打开，发现水蓖子上卧着一具死马的尸骨。检查团立即组织人手清理医院的环境，清除的垃圾竟有556车，还有26具死牲畜。阴沟全部冲洗干净，墙壁重新粉刷以杜绝害虫。固定在墙上的椅、柜都拆下来，以免躲藏老鼠。这些措施立即见效了。死亡率开始下降。
克里米亚半岛的春天来得很猛，塞瓦斯托波尔外面，荒寂的高原沐浴在春天的阳光里。原野上铺满了番红花与风信子。伤病员的口粮改善了。侥幸地度过了1854年这个可怕的冬季的幸存者们，打破了长久的、难堪的沉寂，重又笑骂起来。
危机度过了。随着危机的度过，反对南丁格尔小姐的新浪潮又开始了。而事实是：死亡率一度下降到2.2％。
5. 又逢敌对
南丁格尔在野战医院完成的使命，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在1854年至1855年冬天，因为正值英军面临危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急于避免及改善悲剧的发生，暂时中止了对她的敌意，也一度使南丁格尔成为重要的人物。
但是就在情势逐渐好转之后，医院当局的人又再度对南丁格尔心存妒嫉。
此时已是1855年春天，到1856年夏天的后期，她回到英国，除了士兵们的感激之外，别无其他赞赏之言，甚至不断地有中伤的流言，因此，这个时期对南丁格尔来说，只有惨淡的回忆和深深的挫折感。
1855年的初春，南丁格尔原本就不太健康的身体，因为过度的操劳、忧心，加上饮食不良，环境不良，体力开始走下坡路。
正当病人大批涌进医院的那段时期，她曾一天24小时站着照顾伤兵，也曾经跪着为伤病员包扎伤口达八小时。
南丁格尔甚至规定自己，在自己仔细照顾的那些伤病员中，绝不可以有因无人照料而死亡的，所以任何一位伤病员，只要是意识清醒，一睁开眼一定可以看见南丁格尔在身旁。
晚上八点以后，是护士们休息的时间，她们不可以再到病房里随便走动。南丁格尔也利用这段时间处理有关的文件或写信，直到夜深人静。
当人们都已熟睡的时刻，她便领着另一位护士，提着油灯在病房的长廊上轻步走动，巡视每一张病床上熟睡的士兵。
一位和南丁格尔一起巡视的护士回忆说：“我们似乎走在一条漫长而永无止境的路上，身旁是孤独和寂寥，偶尔听得见一些重伤员的呻吟。四处都是微弱的灯光，更显得周围一片晦暗死寂……
南丁格尔把手上的油灯轻放在地上，再悄悄地走到伤兵的病床边，弯着身子观察，她的脸上充满着慈光与祥和，教人深受感动……”
有一个士兵在家信中这样写：
“只要看她走过，心中就有一种莫名的欣慰，她永远是那么亲切地问候每一张床上的病人。
但医院太大了，伤兵也太多了，她不能在同一张病床前停留太多，于是伤兵们只好望着映在墙上的影子，送一个飞吻，以表示心中无限的感激。”
在记者马可的信中这样写道：
“如果说她是医院的天使，那绝不是夸张的话。每当她苗条的身影柔静地飘过每一个病房时，士兵们都以感激的眼光目送她渐渐远去。
全国人民以对待女杰的心情，欢送她离开英国。人们对她的期望是正确的，她的才华和爱心及勇气堪称女中之最。”
当时伦敦社交界著名的众议员史达夫从斯卡特里考察回来后，曾发表了下面的谈话：“当我在简陋的医院中看见弗罗伦丝后，我才领悟到历史上所记载古代圣人的威仪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你当众向士兵们宣布，刚才天空中出现一道裂缝，南丁格尔小姐登天为神，我相信没有一个人会感到惊讶或怀疑，因为这正是隐埋在人们心目中的弗罗伦丝。
士兵们都深信，无论何时何地，她都会在他们的身边，这也正是弗罗伦丝在这个医院中所造成的力量，人们迫切地需要她！”
南丁格尔的影响十分深远，她不让伤病员再喝酒，鼓励他们多给在故乡的妻子写信。
“她实在很了不起！”一位士兵说：“当我们消沉的时候，她不停地给我们打气。”
外科医生也认为她了不起，因为她会鼓励将被开刀的士兵。
“在手术房那样一个可怕、充满血渍的地方，容易令人望而生怯，失去勇气，南丁格尔却能给伤兵们魔力般的力量。”
有些手脚受伤的士兵，都因害怕切除手术，嚷叫着宁愿死，也不愿挨刀，可是一旦看到南丁格尔站在一旁咬紧嘴唇，一脸为他们分担痛苦的模样，就不再反抗。仿佛只要她在旁边，就能得到无比的力量，任何痛苦都可以忍受。
这些士兵都非常尊敬南丁格尔。
“当看到她从身旁走过，就会感到莫大的慰藉。她对每一位伤病员都很和蔼地打招呼，含笑点头。她总是使我们精神一振。”
这些士兵也因为南丁格尔而不再口出秽言，出言不逊，言行方面改善了许多。
战争结束之后，南丁格尔曾这样回忆：
“在野战医院中，交织着可怕的疾病和死亡的威胁，是每一个人最惨痛的回忆。但是在那个时候，当你发现士兵们再也不会表现出粗鲁的行为，或再也听不见他们口中嚷出难以入耳的秽言时，就足以叫人热泪盈眶！”
也正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有一位在大西洋那一端的美国著名诗人朗费罗听说了南丁格尔的事迹，他写下了一首颂歌。
其中两节是：
于英格兰的浩瀚卷帙之中
穿越她那悠长的演讲和歌唱
来自过往的无数碑坊
应是她闪烁的光芒
在此地的伟大历史之中
矗立着一位提灯的女郎
为英姿飒爽的优秀女性
树立起高贵的美好形象
在简陋的医院西北方有一座塔，塔中有一个大房间，那是医院用品的储藏室。在仓库旁还有一个小房间，这就是南丁格尔的工作室。
经常有很多军官夫人、士兵妻子、修女、护士、伤兵病人等，要求和南丁格尔晤谈。当时，各国联军都杂居在此，土耳其、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士兵也要求与南丁格尔见面。南丁格尔以各种不同的语言和来者交谈，给予满意的回答，他们都带着感激、敬佩的心情回去。
因此护士们将南丁格尔所住的塔楼称之为“巴比伦高塔”。
“巴比伦高塔”是基督教旧约创世纪十一章中记载的故事，传说在一次洪水中，诺亚带领着子孙移居到巴比伦，他们在此繁衍后代，建造都市。后来又想建造一座与天齐高的塔，因为天上是神的宫殿，他们希望建一座通达神的宫殿的高塔。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歌颂神的伟大或赞美神的宫殿，而是怀着傲慢无理的态度要与神比高低，因此引起了神的愤怒。神立刻施展法力，使筑塔的工人语无伦次，含糊混淆，无法沟通，使人类忘记了原始的共同语言，而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方言。因此上面和下面的工作人员语言不通，无法取得联络，这项工程也就无法继续进行下去，大家只好停止筑塔的工作，分散到世界各地。
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人类只有一种语言，但事情发生之后，工人们带着不同的语言分散各处，于是造成今日这种状况，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国家都使用各不相同的语言。
除了南丁格尔，当时当地再也没有人能把心意传达给其他国家的人，所以护士们就借着这个典故，称这座塔为“巴比伦高塔”。
她的卧床在储藏室里用布帘隔开，白天她就在布帘外的小方桌上和来访者晤谈、记录。如果没有来访者，哪怕是极短的时间，她也一直握着笔。
寒冬接近的时候，她十分畏寒，房间又没有暖炉，室内的空气更是污浊不堪。
她的桌子周围堆积了如山的文件和资料。呼出的空气，因天冷而显得白浊；连墨水瓶中的墨水都几乎冻结，猖獗的老鼠在天花板跑来跑去。
而她却不断地埋首写字，医院的职员说，南丁格尔房间中的灯火，从未熄灭过。
她详细记下士兵死亡的情形与遗言，为他们送回故乡，还把丈夫不变的爱情传送给他们的妻子，也让这些士兵的母亲知道，当他们死亡的时候，是紧握她的手去世的，并不孤单。她也常为那些在故乡有孩子的护士写信，给赫伯特陆军长官的信和报告更是从未间断过，也时时反映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因此，她有处理不完的文件，地上、床上、椅子上到处都是。南丁格尔时常因为太疲倦，只好和衣而睡。
曾经有一个隶属于第三十九军的士兵妻子，已有好几个星期不曾收到丈夫的来信，因此她写信向战地医院询问，三个星期后，她收到了南丁格尔的回信。
斯卡特里医院
三月五日
亲爱的劳伦斯女士：
对于你的来信，我不得不抱着沉重的心情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去年是可怕的一年，在医院里100名伤兵中间，就有42名丧失生命，许多妇人失去了丈夫，我实在难以启齿地要告诉你，你的先生就是这42位中的一位。1855年2月20日，你的先生在此病逝，因为当时赤痢和热病所造成的死亡率达到最高点。这一天，包括你的先生在内，我们一共失去了80位病人。
为了不至于产生错误和避免同名同姓的困扰，我特地写信到你先生以前所属的陆军部队查询，来信证实，你的丈夫确实光荣牺牲。我之所以迟迟没有给你答复，就是为了等候上校的来信，现在我附上他的来函与附件。你先生留下了一英镑二先令四便士的遗产，这些钱当然归你所有。我在1855年9月15日已将这笔款项存入陆军大臣处，你可以前去领取。
因你一直不知道丈夫已光荣牺牲，所以没有收到未亡家属的津贴，希望你快向伦敦西敏寺布雷特乔治街十六a的爱国基金部名誉书记ka陆军中校洛夫办理申请。
现在我附上申请书一份，以及陆军上校所寄来的死亡证明书，以便你申请子女补助金。如果你不知道表格正确的填法，可以请教区牧师，他会乐意为你服务。对于你的遭遇，我内心感到十分的难过与同情。万一你无法在爱国基金部顺利办理申请手续，可以用这封信作证明。
请你节哀！
你真诚的朋友
弗罗伦丝·南丁格尔
就像这样，她对任何分内的事总是高兴而不辞辛劳地去完成。然而这些喜悦，这些好不容易才获得的支持，及旺盛的意志和信念，却因为陆军当局的百般掣肘，而逐渐消失了。
南丁格尔在1855年的2月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真令人悲哀！这里的人，有人为医院认真地着想吗？……赫伯特先生，在这儿最令人深恶痛绝、无法忍受的，就是要与那些逃避责任的人打交道，而这些人既非绅士、亦非尊重工作的人，更不是会体谅他人的人！”
但是，她却必须面对这些人。为了完成使命，她必须接受更大的挑战！
她遇到过这样的对手，譬如，约翰·霍尔博士。
约翰·霍尔博士是英国东方远征军的医务总监。他自1854年秋一直驻在克里米亚，但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也由他管辖。此人对医院的管辖权是从不放手的。
前线流传着他的一桩丑闻：他曾动用酷刑拷打一名士兵，使其致死。在人们印象中，这是一位过分严峻无情的人。他竟然不相信氯仿①，并严令下属的军医一律不准使用。他说：“熟练的外科刀法就是最强的兴奋剂；听着伤员们拼命的哭喊，总比看着他们默默无声地掉进坟坑里好吧？”
① 氯仿，最早的麻醉剂之一，现已被适合的麻醉剂代用。
南丁格尔率领的护士队来到之前，霍尔博士受总司令拉格伦勋爵的重托，察看了斯卡特里的野战医院。看完后，他曾汇报说：“整个儿医院设备状况完善，无一缺少。”他既然公开作了这样一个该死的声明，就得承担责任不再改口，下属们也随声附和，为他开脱责任。直至锡德尼·赫伯特接到南丁格尔的报告之后，才了解事实真相。赫伯特便写信给拉格伦勋爵：“这不能不使我感到，这位霍尔博士是为了掩饰自己对准备工作的疏忽和不负责任，才嫉恨前去协助他工作的人。”
1855年春，霍尔博士气得发疯，政府派来一个检查团写了一份对他很不利的报告。更严重的是，拉格伦勋爵又对他严加谴责。忖度形势后，他认为维护自己权威的关键时刻要来了。他知道怎样使用他所掌握的权利和那一帮朋友。由他新近任命代替孟席司博士的高级医官洛森博士就是其中之一。
洛森博士前不久也由于虐待运输船上的伤病员而刚刚受过拉格伦勋爵的处分，到任后不久即被免职——现在只不过是调到新地点让他照样干。
南丁格尔对任命洛森作野战医院高级医官一事，感到无比憎恶。
她知道，这位洛森博士是当时军医部门腐朽作风的活化身。恰恰霍尔博士又是个党同伐异、结党营私的家伙，做事专断，无论是谁，只要冒犯了他，南丁格尔小姐也罢，锡德尼·赫伯特也罢，都不能为当事人讲情。
因此，洛森博士来到斯卡特里后，战地医院立即笼罩了一层恐怖气氛。医生们慑于洛森的淫威，开始疏远南丁格尔。他们又回到原来的精神状态，认为医疗设备、材料器具等不过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已。
但是，洛森也未能阻挠卫生调查团，调查工作迅速生效了。医院的伤病员死亡率到4月7日已下降到14.5％，5月19日又降到5.2％。由于南丁格尔小姐的努力，医院里药品充足，器械、设备齐全，还有了洗浴设施，医疗条件大有改善。
医院的膳食在伦敦请来的著名厨师阿列克西斯·索亚的指导下，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
这位厨师是3月间到达斯卡特里的，他的样子很像一个法国的喜剧演员。南丁格尔很赏识他的烹调手艺，并成了索亚的朋友。索亚在潘穆尔勋爵授权之下，四处巡查，从一个伙房跑到另一个伙房。
通过索亚的整顿，医院的伙食供应有所改进。当索亚用大盖碗端着他做好的美味汤走进病房时，伤病员们竟向他欢呼起来。
南丁格尔评论道：“善于配膳烹调的技术对别人而言，有的是为了美食，有的是为了向人炫耀自己的功夫；可是索亚却是为了使更多的人能从有限的食物中，获取最多的营养，并且精心设计，巧妙运用，真是个难得的厨师！”
医院当局在伙食改进过程中，对索亚的态度却偏偏非常冷淡。这可能是因为索亚经常对医院提出批评的缘故。他改变了过去煮肉的方法，还想到用炉子代替烤箱来烤面包……
当伤病员们冲着端着汤的索亚欢呼“万岁”时，南丁格尔才稍感欣慰，总算能够给予病人一些满足的伙食了。
因为除了饮食改善之外，伤兵们都换上了干净的衣服，睡在清洁的床上，也都有热水可以沐浴，虽然困难重重，却也造出一点成果来了。
当斯卡特里医院的一切状况稍有改进之后，南丁格尔决定前往克里米亚半岛的两所野战医院救援。
一所是霍尔博士亲自管理的陆军总院，另一所是被称为“城堡医院”的医院。
就在此时，她才得知，自己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
因为明文规定：她是“驻土耳其英国野战医院妇女护士队”队长，而克里米亚在权限之外，早先前往那儿的护士又因受霍尔博士的怂恿，对她公然反抗，情势更加不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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