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格尔传

    1. 刚刚走进野战医院

    在留存至今的南丁格尔的资料文件中，有一个小小的黑皮笔记本，内有三封信件。这就是南丁格尔当年奔赴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时随身携带的全部私人文件。

    这三封信，一封是母亲樊妮的，里面写有南丁格尔盼望已久而求之不得的母亲的祝福；第二封是曼宁神父的，信中对她护卫、崇拜、效法耶稣圣心的虔诚、笃行的精神赞扬备至；第三封信是理查德·蒙克顿的，信中写道：“听说你就要去近东了，……你完全可以没有我，但你却不能舍弃你的事业。”

    当南丁格尔步入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时，她意识到——这难以舍弃的事业是多么艰难。

    奇怪！

    赫伯特曾提起的几公吨的医疗用品都送到哪儿去了呢？

    由于出货与收货双方都没有取得密切的联络，使得这些医疗用品随着枪和子弹，经由斯卡特里转达克里米亚半岛后，又被送回英国，或是存放在土耳其海关仓库，然后竟然不见了！

    医院对这些急需用品的运送行程也居然毫不知情。

    当救护队抵达斯卡特里后，同行的《泰晤士报》记者马可立刻前去拜访英国驻土耳其大使利多克里夫，请教他如何支配这远道带来的《泰晤士报》募得的金额，但利多克里夫的回答是：“这里不需要后方的任何支援或救济。”

    “您的意思是说这里一切齐全，不缺乏任何物资吗？”

    大使又冷冷地回答说：“是的，你们来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

    “不是……”

    “如果你一定要把这笔钱留在斯卡特里的话，那我告诉你，你可以把钱拿到洋人街去，捐给英国新教教会作为慈善基金好了。”

    马可感到非常失望，不知何以为对，只好默然退去，并决定把全部捐款交给南丁格尔处理。

    这件事使马可想不通。面对斯卡特里的凄惨情形，利多克里夫大使竟然如此冷淡。或许是属下蒙蔽实情，使他无法得知真相，又或许是大使知道事实的真相，而认为是政府施政的错误，不应由民众负责并用民众捐助的钱来补偿；可是，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的态度却都是不可原谅的。

    医院的设备既然如此缺乏，就更谈不上厨房或洗衣室的设备了，到处呈现出杂乱和污秽。南丁格尔还曾发现病床下躺着78是一条腐臭的狗尸，像这种情形，怎能不使赤痢、霍乱猖獗呢？一旦这些传染病发生后，蔓延的速度常叫人措手不及，只能听天由命，伤病员的性命真是朝不保夕！

    1855年2月，伤病士兵死亡率高达50％。这便意味着，每送来十个伤病士兵，便要在医院里死去四至五个。

    死神，萦绕在医院上空。

    可悲的是人手不足！

    医院里繁重的工作做也做不完，能帮忙的人少之又少，堆积如山的工作永远也做不完。这些事情常使人筋疲力竭，心烦气躁，几乎天天都在昏头转向，不知何所适从。

    无论男女，能在医院中安然过日子的，如果不是天使便是畜牲，这里拥有四位

    天使，两个畜牲，他们可不像医疗部长官那么悠闲呀！

    助理人员简直丧尽天良，竟可以为了吃饭而丢下临终的病人！（摘自南丁格尔14日的信函）

    在这里负责办理购买医疗用品的官员，全都是冥顽不灵、墨守成规、庸碌无能的人，没一个是在尽责任、果决力行或当仁不让的。

    几名年轻的医生虽有满腔热情，而且很努力地从事救护工作，但人手依然不足，对于整个医院仍旧无济于事。

    任何一位威武勇猛的将军或仁慈善良、不畏邪恶的牧师，只要一踏进这个医院，都会不寒而栗。

    这就是南丁格尔所向往的地方，她称之为“家”。只有这里才能使她得到满足，使她满怀的心愿和才华得以适当的发挥。如今，她终于来到这个地方，然而她在这里扮演的是什么角色？在别人眼中，她又是什么样的人呢？

    病人们都因她的到来感到欣慰，有一个伤兵曾流着泪对她说：“当我看见你们的时候，我忍不住要流出喜悦的泪水，为了照顾我们，伟大的英国妇女不辞辛劳，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此地，使我们如同回到自己的家里一样！”

    但是，将官和医疗部的长官却持着相反的态度，他们认为男人都难以立足的战地，女人们又能做什么呢？

    怀疑，渗入他们的目光。

    女人，真是自不量力，且看她们如何行动？

    2. 重重阻碍

    负责英军健康方面的管理组织有三个部门，即补给站、调配处和军医站。这三个部门因为遭受40年来的军用节约政策约束，而紧缩经费，至今已到捉襟见肘的地步。

    这三个部门，早已因为人事的现况失去了原有的立场，连陆军卫生部长史密斯都曾向罗巴古调查委员会（调查前线补给实情与政府各部局责任的组织）表示：“如果我向最高司令官提出几个有关士兵健康的提案，或许会因为多管闲事而弹劾我。”

    三个部门之间，不但不互相协调援助，反而彼此轻视，受害的却是战场上的士兵。

    补给站是管理军需品的单位，将买进的食品不论是执勤者或是住院者，一律配以士兵固定的分量。但对于病情严重的、不能吃一般食物的士兵，就不配给食物，由调配处插手管理这些人食物的配给。他们根本无视价格与品质是否对病人合适。调配处也无人作主，只要收到的东西能吃，就必须照单全收，不能有异议。

    医生与调配处的关系更为恶劣，医生虽然可以开出为患病者特制的调理食物，调配处却往往不能配合。纵然医生下达了命令，也无力促使其实行。

    基本上，这三个部门的物资供应就已受到了限制，自然造成军需的严重缺乏。

    从克里米亚送来的伤兵没有食具，也没有换洗衣物，那是因为他们在卡拉米达湾或阿尔玛高原作战时，因行军艰难，部队指挥官命令将背包丢弃，以减轻负担。但是，伤兵被送到斯卡特里的医院后，调配部竟拒绝补充这些必需品。

    卫生兵在医院中也完全是被动的。他们不被准许以自己的判断处理临时状况。大小事都一定要由军医长决定，就连伤病员的饮食，也非得要军医长躬亲不可，使得门伊斯军医长根本没有时间来督导医院中所有统筹性的事务，导致制度的混乱。

    在一批又一批的伤病员被送达之后，陆军野战医院早已不胜负荷。

    门伊斯受命将土耳其军营改成医院，但改建的准备工作却要由调配处负责。而调配处就以清扫人手不易召集、经费不足等理由作藉口，向补给站申请补给，却由于补给站的不理不睬，终于使得改建工程不了了之。

    当然，随后送来的伤兵就这么住进这所一无所有、毫无准备的临时医院了。他们一批又一批地到达了，一下子睡满了破陋不堪的兵营的里里外外，而且许多人没有衣裳可穿，就这样赤身露体躺在泥巴地上。

    可以这样说，正是军官们对待普通士兵的野蛮态度促成了英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在战争的残酷环境中，军官与士兵都经历并忍受了极大的艰苦与牺牲，而且，军官们也可谓是勇敢的、坚强的、不屈不挠的。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部下、自己的士兵视为粪土，极不当人看待。照他们的说法是：“别把这些畜牲惯坏了。”

    在这样的局势下，当斯卡特里的军医们得知南丁格尔被任命为护士队的队长后，并不觉得高兴。在他们因人数不足及过度劳作而十分疲惫的同时，又听到一名年轻的上流妇女将率领一队护士来，人人都不以为然，纷纷在心里猜测。

    “南丁格尔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受过良好教育吗？”

    “她一定是个爱管闲事的人！”

    “说不定她是政府派来的眼线！”

    纵然在心中有不满的疑惑，他们却也会作样子，在护士队到达的时候，还不时表现出殷勤地欢迎和感谢的模样。就在护士们耳边依旧响着“欢迎辞”的时候，她们一看见自己要住的地方，对医院的看法立即改变了。

    一共是六个房间，包括厨房和一间10英尺见方的小屋。这就是为她们40个人准备的生活条件。这里原是三位军医的宿舍，而在军医院的另一角，同样大小的一片住房，却由一位少校军官居住着。她们这些房间肮脏、潮湿，一无陈设。对此种种，南丁格尔一句话也没有说，陪同的军官们也一个个悄悄地溜了。他的行为仿佛在警告她们，不要听信史特拉大使的花言巧语。

    史特拉已历任三届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他的容貌英俊，可生活却极度的奢靡，根据南丁格尔的描述，他心地不好，薄情专横，又是个言而无信的人。

    史特拉对于士兵们的伤病情况从不关心，也从未询问过野战医院的卫生状况。两年之中，一共只来过医院一次，还是南丁格尔强拉他来的，并且匆匆来去，一刻也不愿多停留。甚至可以说，两年来，他事不关己地在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岸边的豪华宅邸中，眼睁睁地透过窗户，看着一幕幕英军惨烈牺牲的情景！

    南丁格尔决定，第一个房间住14名护士，第二个房间安置10名，南丁格尔自己同佛洛斯·布里基太太合住那间小屋，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和那位信使兼译员合住办公室。担任厨师的克拉克太太和她的帮工，夜间只好在厨房下榻。此外还有一个房间在楼上，安排给八名塞伦教友会的护士。这些护士跑上楼去查看房间，马上又大惊失色地跑下楼来，因为房间里还停放着一具俄国将军的尸体。佛洛斯·布里基先生只好喊来两名士兵，趁护士等候时，把尸体搬走。房间未经打扫就住进去了，因为根本也没有打扫的工具。这里没有床铺、被褥，没有食物，更没有打扫的工具。南丁格尔独自出去，到医院找来了几个镀锡铁盆，盛茶水用。大家安排停当坐下喝茶时，她讲起了刚刚打听明白的事：

    在这个所谓的“医院”里，几乎任何设备都没有。不要说家具，就连最普通的日常生活用品也没有。这些铁面盆便成了“万用盆”。而且每天的用水量有限，每人每天一品脱①，包括洗漱和饮用。

    ① 品脱，英美干量或液量名，一品脱等于0.57升。

    没有床铺，护士们只能睡在屋子四周墙上的长凳上。这天夜晚，护士们为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歇息而感到满足。因为她们想到伤员们的痛苦更要大得多。跳蚤使屋子里面“充满活力”，老鼠整夜在长椅下窜行。最初几天，军医们根本不理睬南丁格尔小姐，有意冷落她、孤立她。只有一位军医接受了她提供的护士和医疗器材。南丁格尔见此局面，决定暂且“按兵不动”，等军医们自己找上门来寻求帮助。她想让军医们充分意识到她和护士们都是完全准备听众军医们的调遣和使用的。

    于是，护士们被南丁格尔安排做其他一些准备活动，像缝补衬衫、清理带来的物资……以此来分散她们不能投入救护活动的注意力。

    每当护士们和南丁格尔站在伤兵病榻旁边，眼看他们痛苦的情形，却因为没有军医的指示，而不敢贸然行事。她们感到隐隐的痛心。

    但也因为如此，不少护士对南丁格尔渐渐有了不谅解的微词。

    所有的事情，全被南丁格尔看在眼里，她何尝不是在压抑自己？但是，她的肩上负有更重大的使命，大家初到野战医院，如果得不到军医的好感和认同，根本别想有立足之地！为了日后护士工作的推展，今天的忍耐，只不过是百步之始。

    但是，其他护士不理解她的想法。每当她们工作的时候，常听到那些伤兵的呻吟着而无人理睬的时候，就会抱怨说：“我们大老远地从英国来到这里，究竟是为什么？难道就为了做这些细微琐事吗？”

    11月6日那天，由帕拉库拉玛被带来的伤兵在斯卡特里下船。和以前几次一样，伤兵人数如潮涌般地增多，而医院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日渐恶劣。

    然而，南丁格尔还是坚持不准护士们擅自妄动。她只将护士们略作调度，一部分人留在临时医院，一部分人被派往相距400公尺远的陆军医院，并严格规定：夜晚，所有在外的护士一定要回到临时医院就寝。

    南丁格尔交待所有的护士，要忍耐、要静静等待，没有医生的指示，不得进入病房，即使伤兵看起来再痛苦，也要静待医生的命令！

    就这样，整整一周内，护士们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缝补衣服、作枕头、护垫、缠绷带……时间对她们而言，可真是度日如年。

    好不容易，藉由在厨房的表现，让南丁格尔在医院中总算站得一席之地。

    临时医院的伙食很差，厨房的设备和用具也很缺乏，在护士队来以前，没有一餐食物是像样的。

    这么多人的大医院，却只有一间简陋的厨房。要茶壶没有茶壶，要锅子没锅子，烧水煮食全靠几个土耳其式的大铜锅，甚至供燃的柴薪，也只有一些湿木头。

    病人们所吃的配给肉，其煮食的过程更是教人触目惊心。配给各病房的肉均由看护兵负责领取，为了丢入大锅里捞起之后仍能辨认，看护兵各自在肉上绑着一些用过的绷带、纱布作为记号，一起丢进锅里煮。

    粗放的煮食过程，再加上捞起后大费周章的领配手续，等到伤兵们拿到这些属于自己的肉时，早已冰凉地令人难以下咽了。

    至于那些只能进流质食物的人，就只能被分到一些剩余的肉汤和豆子，别无其他！

    这种种恶劣的情况，直到南丁格尔开设了“小灶”才有所改观。

    在马赛短暂停留时，她就购置了便携炉灶、牛肉精、葛粉、红酒等等。当帕拉库拉玛战役的伤病员到达斯卡特里时，南丁格尔征得军医同意，把滚热的葛粉粥、红酒等等，成桶地抬出来，慰劳那些幸存的伤员。于是，不出一个星期，南丁格尔小姐的小屋，立即成了闻名的小灶厨房。以后的五个多月里，这个小厨房便是惟一能够为伤病员提供合格的病号饭的地方。

    南丁格尔本人严格遵守着管理规定，除医院的军医签字以外，从不自作主张发放任何食品。

    11月9日，到达斯卡特里的第五天，又来了一大批伤病员。南丁格尔除了作饭以外，其余别的都顾不上了。在紧张、奔忙、忘我的工作中，偏见和不愉快的事都被暂且忘掉了。

    但越来越多的伤病员，源源不断地涌进医院，正在酿成一场巨大的灾难。

    3. 满身虱子的伤兵走过身旁

    这些只不过是一场灾难的序幕。英队的崩溃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紧接着第一批赤痢、坏血病患者到来之后，各种疾患的病员，在饥寒交迫下，源源不断地涌向斯卡特里野战医院，整整一个冬天没有中断。

    在克里米亚战区，英队被围困在俯瞰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高地上。离高地七英里是英军基地帕拉库拉玛。帕拉库拉玛原是个小小的渔村，由于村庄环境未经任何卫生处理，进驻的英军全部染上了霍乱。村里惟一的一条小街，臭气熏天，泥泞难行。帕拉库拉玛战役时，在战伤临时处理中被截掉的胳膊、腿，连着衣袖、裤腿一起，成堆地丢弃在港湾里，在海水中时隐时现。整个儿村子弥漫着尸体腐臭的气味。

    11月5日，俄队强攻居高临下的英克尔曼，以拔除对塞瓦斯托波尔港口的威胁。经过激战，英军借着弥漫浓雾的掩护，总算打赢了这一仗。但却没有趁势巩固胜利。英军疲惫不堪，俄国人的勇敢顽强使军官们受到很大震惊，当时的情势已很明显，英军不可能在开春之前攻下塞瓦斯托波尔港口要塞，便打算在塞瓦斯托波尔附近的高地据守过冬。但是既无给养，又无输送给养的办法，帕拉库拉玛连接高地营区的惟一通道已被重炮的铁轮碾轧得无法通行了。

    寒风凛冽，无遮无盖，也没有燃料，任凭没完没了的雨雪浸透军衣……

    英队就这样据守在高地上。所有的灌木，所有的树桩，都被掘来燃烧取暖了。士兵们开始挖树根，草根、燃起一星星小火。他们睡在泥地上，吃的是干豌豆和生咸肉。病员的比率不断上升、上升。……

    运载首批病员的运输船未经事先通知便抵达斯卡特里。军医们手忙脚乱，在一筹莫展、实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开始向南丁格尔小姐求援了。南丁格尔小姐马上组织她的护士队，迅速抢着用干草塞满了一只只口袋，铺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员们躺卧。枕头、毯子自然是没有的。几天后连布口袋也用完了，而病员还在源源不断地涌来，只好睡在光板上。最后几英里长的走廊上全部密匝匝地躺满了病员。地板无法打扫、无法擦洗，爬满了各种害虫。害虫之多达到让人无法插足的程度。当志愿随军牧师s·g·奥斯本跪在地上俯身为快要死去的士兵记录遗言时，他的笔记本上竟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虱子。

    军医们个个都像狮子一样奋不顾身地投入工作，但毕竟因为伤病员太多了，有的伤员入院两个星期还没见到外科医生。当时，那里既没有手术台，又没有帷幕，截肢手术只好在病房里众目睽睽之下就地进行。南丁格尔的最早几项改革之一，就是从君士坦丁堡买到一幅帘幕，把手术操作遮蔽起来，使伤员们不致目睹这些他们自己迟早逃避不了的种种痛苦。

    南丁格尔计算了一下，到此刻为止，医院内至少有一千多患急性腹泻的病人，而医院只有20只便盆。另外还有些大木桶整日整夜放在病房里、走廊里，供病人小便。值班员不尽职责，不愿清倒，打扫。这些便桶就这样整天地放在那里。南丁格尔小姐记述到：“死亡率……令人胆颤心惊……而这还只不过是开始。”伤员同病员分开管理，治疗的办法已无法继续，因为伤员们都开始感染发烧了。

    更糟糕的事还在后面。不久，克里米亚地区又受到一场飓风毁灭性的袭击。帐篷被吹得七零八落，都成了碎片，惊马随风跑出数英里远。巴拉克拉瓦港湾中所有的船只都摧毁了，最后沉入海底，而其中一艘大船正是刚刚泊岸的，满载着冬衣、被褥和过冬给养，没有一件东西来得及卸下。暴风夹带着霰雪，真正的冬天到了。患赤痢、腹泻、风湿热的病人与日俱增。又有几船病人接连运抵斯卡特里，新运到的病员是如此狼藉不堪，满身虱蚤，连他们自己也都向护士连连摆手，嘱咐护士不要走近他们。有的说：“连我自己的母亲恐怕也不愿意碰我一下。”到11月底，医院的管理系统全部瘫痪，各部门都怕负责任，怕招惹非议，谁也不敢出来负责。

    混乱中，逐渐出现一丝光明。一筹莫展的官员们终于认识到，在斯卡特里当前的危难中，只有一个人有能力站出来力挽狂澜，这就是既有财力又有权力的南丁格尔小姐。

    的确，当浑身病虱的伤兵经过南丁格尔的身旁时，她毫无憎厌之色。

    随军牧师休姆曾这样写道：“只要军医有所要求，她就立刻把面包、椰子粉、汤汁和其他美味的滋养食品，大盘大盘地送到伤兵的面前，这对医生的治疗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我由衷地感谢上帝，这些可怜的士兵不再饥渴，不再被人们遗弃！”

    南丁格尔则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我在这里必须客串全能的主妇，除了烧饭、作菜，还要兼任清扫工人、洗衣妇，以及杂货铺的店员和老板。”

    当时，南丁格尔可以支配一笔3万英镑的巨款，其中有7000英镑是她个人筹集的，其余是各个基金会捐助的。

    在那个时代，君士坦丁堡还是世界有名的大商埠之一。所以，在那样多灾多难的情况下，人们发现不论需要什么东西，无论是手术台、奶油布丁，还是什么别的，只要“去找南丁格尔小姐”，万事可以解决。每天，她都要仔细了解军需部门缺乏哪些必需物品，然后派人从君士坦丁堡买来，再由她依据军医签字的领物单分发下去。所以没有多久，军医们的怀疑便彻底消除了。

    但是官僚习气依然阻碍着救护伤病员的工作。

    虽然南丁格尔有权向政府申请生活及医疗用品，但每逢急需时，却都因形式或规则而阻碍难行，她经常感到厌恶而以解开私囊解决了许多问题。

    当南丁格尔在寒冷的夜里起来巡视时，她发现壁炉里只剩下星星之火，病人们冷得发抖，紧缩成一团，但现在是三更半夜，官员们绝不会冒着严寒为医院去拿柴火的。于是，她只好把自己房中仅存的柴火搬来。

    第二天，主治医师向官方提出正式申请，希望上级能拨下更多的燃料。但监督官却很不高兴地说：“你应该知道，每一座壁炉能供应多少燃料，是有一定数量的。”

    “这个我知道，但对于特别寒冷的气候，是否应该酌量增加燃料？”

    站在南丁格尔一旁的主治医师也尽力为病人争取。

    “你的意思我了解，但是否能通过，还要经过会议后才能解决。”

    “那就请你们赶快开会决定吧，最好能及时赶上今晚的需要。”

    “这怎么可能？会议得先订好一个日期，再通知与会官员，才能正式召开。何况现在那些重要官员有的出差去了，有的到外地度假去了，也有的生病请假了，在最近两天内，绝不可能召开的。”

    “那能不能请你先拨下一些薪柴，至于会议的召开或问题的裁定，你们可以等到春天暖和一点的时候，再慢慢讨论。”

    监督官看着言语带有戏谑性的医生，觉得有点难为情，于是拨了一部分薪柴给他们。但是，政府官阶层次繁多，而且一层比一层盛气凌人，每一个部门的监督官又都有自己的陋规，不像这位这么好商量，因此有许多问题无法顺利解决，而且相当复杂。

    由于医院物资短缺，病人大多光着上身，没有衣服可穿。于是南丁格尔向政府申请两万七千件的衬衫，这一项要求很快就得到许可，并且分发下来。当士兵们看见一大包的衣服寄来时，大家都迫不及待想要取得自己的一份。

    但是，经手的官员说要把衣服打开，必须经过会议同意后才行，不可随便决定，任凭南丁格尔费尽口舌，仍然不得要领。直到两个星期后才通过这项议案，但是这时候冻死的士兵，已是无可数计了！

    军务大臣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来信给补给官（在后方为前线士兵补给必需品的长官）说：“现在一切正处于战时，一切行事无须过分拘于形式，应当随机应变，缓急有序，不可耽误公事！”

    尽管军务大臣一再强调，但根植已久的陋习和作风，一时却无法改变。

    南丁格尔看到病人的惨状，心焦如焚。对于那些官僚习气，她内心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后来，再遇到类似的情形，南丁格尔只得采取强硬的态度，不再理会什么会议不会议，径自解开包裹。

    官员们也只是敢怒不敢言，因为为了病人的生命，这种措施是无可厚非的。

    伤兵们都始终穿着同一套衣服，且都因作战而破损或沾满血迹，或因流汗以及尘埃而结成厚重的污垢，到处可见跳蚤和小虫子。

    “士兵的衣物必须随身携带，不可有任何遗损。”这是军中的规定，军医方面就是以此为理由，不肯分发所需的衣物。

    因为在战役中，士兵们遵照命令丢弃了背包，所以他们在伤病后送到医院时，已无替换衣服。

    南丁格尔在与官吏们争执一番后，官员们不理睬她争取替换衣服的建议。

    于是，在官员们冷漠的态度面前，南丁格尔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钱买了许多衣服、鞋袜及其他必需品，还做了很多的裤子和睡衣……

    她在给西德尼·赫伯特的信中写道：“现在的我，就像是给的、可怜的士兵穿衣服的保姆。”

    在她购进的第一批物资中，包括200把洗衣刷和拖地板的墩布。她坚决让值班员按时把病房和走廊里的便桶倒掉。紧接着，她又组织地下室那些妇女们为所有的伤病员洗衣服。

    到12月底，整个医院的给养实际上已经由南丁格尔小姐负责了。两个月以来，她按军医们的要求，已向伤病员提供了6000件衬衣、2000双袜子、500条内裤。“我倒成了个杂货商”，1月里，她写信给西德尼·赫伯特说：“从餐刀、餐叉、汤匙、木勺、浴盆、卷心菜、胡萝卜、手术台、肥皂、毛巾、牙刷，到杀虫粉、剪刀、便盆、残肢软垫等等，一应俱全。”

    塞瓦斯托波尔外围的情况在继续恶化。刚进12月时，战地总司令官拉格伦勋爵宣布，又将有500名伤员启程来斯卡特里，而医院此时实在无法容纳更多的人了。

    惟一的办法就是扩建病房。

    在斯卡特里野战医院这座简陋的建筑物里，尚有一间脏乱的房间，这是昆虫和老鼠孳生最繁的地方，布满瘴疠之气，没有人敢进去。

    在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之际，南丁格尔只好姑且认为，如果加以整顿的话，或许可以缓冲一下目前的急需。

    但是只有一个军医同意，官员却没有一个人敢擅作主张。

    “改建一个房间，需要一笔可观的资金。”

    “这等于重建。稍微整理的话，仍然无法成为人居的地方。”

    “如果要重建，那事情可大了，谁敢负责呀！”

    提到责任，他们只会设法推却，没有人愿意出面解决问题。

    依照政府的规定，重建必须由医院主管向伦敦军医总督提出书面报告，并且还要陆军部官员磋商，然后陆军部再与国防部商量之后，才由国防部正式呈请财政部，得到财政部的同意，陆军部才可请总督批准，按提议进行重建工作。

    如果一定要经过这一大圈子的公文旅行，才准许总督把命令下达斯卡特里的话，克里米亚的战争不是早已结束，就是伤兵病人早已死光了。

    眼看着伤兵就要到了，无论如何总得先想个办法来收容这批可怜的伤兵。

    南丁格尔忽生一计，她认为直接与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夫人商量，借着夫人的传达使大使明白事态已刻不容缓，请求他的支援，直接请工兵部部长下达命令，立刻修理病舍，这样一来，不就减少了拖延的时候了吗？

    果然如愿以偿。立刻，南丁格尔雇了125位工人进行重建工作。但不知何故，这些工人竟中途罢工，而大使也怕招惹麻烦，于是临阵脱逃，不加理会了。

    真没办法，南丁格尔只好再度动用私款，雇佣了200名工人加紧赶工，总算如期完成工作。同时，还引进了不少医疗设备。而这一切，调配处根本不曾过问。

    当那500名伤兵从运输船上下来，受到南丁格尔及护士们以清洁的寝具和温暖的食物热切照顾时，人人感动地流下眼泪，其中一位士兵喃喃地说：“我们是不是来到了天国？”

    这个情况在医院中引起很大的震撼，南丁格尔的能力首次在斯卡特里获得肯定与尊敬，感激的心情很快地扩散至每个人的内心。

    但是，对于南丁格尔自己来说，这个情势的演变完全是偶然的，她只是想借此机会证明，作为一名女性护士是有她存在的价值的，而这也正是她所负的使命。

    渐渐地，南丁格尔的业绩耸动了远近视听。这就是斯卡特里战地医院的人所称道的“南丁格尔权威”所创建的第一批重要业绩。尤其当人们得知，她这项建设已被英国皇家陆军部官方正式批准，她所垫付的款项也由国库付还以后，她的声望更高了。

    但是就南丁格尔本人来说，这一点点成就微不足道。因为她始终认为，她的使命在于向人们，尤其向当时的英国社会证明，妇女可以在护理工作中起重大作用。

    但不幸的是，她恰恰在组织和调动自己率领的这些护士时遇到了困难。而且，这些困难甚至超过她同军医们、军需官打交道时所遇到的困难。

    “夫人，我离开英国来到此地原是准备服从一切条件的。但是，现在，这儿有些条件、规定我却无法遵从。就拿这里的白帽子来说吧，有人戴着合适，有人戴着就不合适。我若是早些知道这里工作不戴白帽子不行，我就不会老远地从英国跑到这里来了。”南丁格尔小姐写道，这些就是“我们虽然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却又不得不一一解决的各种问题。但要说服这些护士和修女们，使她们认识到并维护医院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确十分困难，甚至不可能。护士们也不理解，为什么有些伤员病员喊着闹着要吃刺激性食品，而护士们未经军医准许绝对不能擅自给他们吃。为了这类规定，她们抱怨南丁格尔小姐，认为她关心个人的权力胜过关心伤病员的疾苦，因而常常不服从她的指示，有的甚至开始疏远她。

    南丁格尔并不动摇，坚持按医疗卫生的规定办事，并毫不放松对护士的要求。12月14日，她满怀欣喜地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经过几番忍耐与等待，我们终于在医院中正常地展开作业了。您一定想不到，我们在短时间内究竟完成什么事！

    医院里特别的膳食，正处于我们积极地改善之中；除了合力清扫大病房之外，所有清扫工具都由我们提供；伤兵们的衣物、日用品也由我们供应、清洗；院方允许我们的护士重新替骨折的伤兵包扎绷带；同时，医院中也开始可以留宿，不必夜晚来回奔波；另外，我们还顾及死者未亡人及伤兵的妻子，尽力提供救助；更重要的是，我们出钱出力，整修了一间废弃的兵舍，解决了收容800名伤兵的问题。……”

    南丁格尔一一列举她们已经完成的工作，此后很久，她再也没有写出如此轻松愉快的信了。

    当天下午，她突然从丽莎·赫伯特给西格马·布雷斯布里奇的信中得知，又有一支46名的护士队将于第二天抵达斯卡特里，领队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朋友玛丽·斯坦利。

    但此事事先并未同南丁格尔商议过，这是直接违背她同赫伯特之间所达成的协定的。尤其严重的是，这支护士队将不由她管理，而指定了一位高级医官库明指挥。此项委任，公然越过了她的正常职权范围。

    南丁格尔很气愤。12月15日，她再次写信给锡德尼·赫伯特。

    亲爱的赫伯特先生：

    当我受命来此担任护士队队长之时，曾有明文规定，除非我要求，否则就不该增派护士前来，一旦我有需要增加人手，甚至无庸经过军医团的许可。

    承蒙您的看重，认为我是担当开展护理工作的第一人，也曾说如果我拒绝担任领导者，一切计划必遭终止。当时的一番恳谈，令原本就有心奉献一己的我，更坚定了信念，愿为提升护士的地位牺牲自己。好不容易整团出发、名为40人的护士队之中，可用之人仅约半数。到达目的地之后，除了要严守军中纪律，还要应付许多不同于平常的情况，真是困难重重。

    几经努力，情况逐渐好转，也开始赢得医师们的信赖，不能不说，我们的计划已有了几分的成功。

    可是，这一切的成果刚冒出了新芽，却在没有任何人的需求下，因一群新来的40名护士，而终告受挫！

    因为，原就不足的粮食与物资，势必因她们的来到而日渐短绌，对前一批好不容易才上轨道的护士而言，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如果因此我们无法达到目的，不如让我辞去队长的职衔，也请您另请高明。当然，在新队长未上之前，我会尽力作好分内的义务。请原谅我由衷直言。

    南丁格尔敬上

    锡德尼·赫伯特获悉以后，深知这是由于自己的身体欠佳，及事务繁忙造成的失误和遗憾。但是，事已至此，这一行由玛丽·斯坦利带领的护士队，的确给南丁格尔带来很大的挫折感。

    4. 谁替代谁

    玛丽·斯坦利是半途改变宗教信仰，秘密地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人。在她混杂不清的思绪中，又有宗教狂热，又有对南丁格尔功名业绩的嫉妒，而且她背后还有位大人物曼宁神父支持她。这位曼宁神父此时正处心积虑地妄想贪天之功，把斯卡特里前线护士们含辛茹苦的善德美誉转移给他所属的教派。

    这件事情，布雷斯布里奇先生愤怒地称为“天主教的阴谋诡计”，而南丁格尔则感到它荒唐可笑。

    她同曼宁神父本人是朋友，而且南丁格尔在公开场合不止一次说过，曼宁神父对她一向是公正的。

    但这次玛丽·斯坦利一行的到来，对南丁格尔的使命的确是个严重打击。她蒙受的损失，几乎是难以挽回的。

    在此之前，她在斯卡特里残酷的环境中节节胜利；而在斯坦利一行到来之后，尽管还获得一些个人的成功，但她个人的威信却很受影响，直到此次使命将要结束时才重新完全建立起来；并且，这项使命本来的崇高目的被罩上了一层宗教之争的迷雾。

    本来在南丁格尔小姐率领的护士队一行中，天主教和英国国教高教派的人比例就比较高，这件事当时就在英国国内引起一些鼓噪。南丁格尔似乎命中注定要受到两方面的攻击，不得不同时忍受着她称之为“基督教的嚎叫”和“罗马天主教的狂怒”。所以，如果玛丽·斯坦利公开宣布她准备加入罗马天主教，锡德尼·赫伯特绝不会同意她前来斯卡特里前线医院服务。她不仅把自己改信罗马天主教的事秘而不宣，而且她还带来了一位津塞尔的女修道院长弗朗西斯·布里奇曼。

    弗朗西斯·布里奇曼是个爱尔兰修女，一个宗教偏执狂。她公开声称她的使命是纯宗教性质的。她属下的15名爱尔兰修女也都声言不接受其他任何人的领导，惟服从这位布里奇曼院长，而布里奇曼院长则又只承认她所属的主教的权威。

    因此，这个护士队的组建状况从根本上违背了南丁格尔小姐原先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