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廖沙是一个训练有素的运动员，随即给他一耳光作为回报。我们被送进车厢。我们的包间的窗前和门口都站着看守。其余的包间里坐的全是特务。火车开往何处？我们一无所知。身边一样行李都没有。机车就牵引我们这一节车厢启动了。当时是下午2点钟。
我们发觉我们正绕道前往一个小站，从那儿挂上一列从莫斯科喀山车站开出的邮车，前往塔什干。5点钟时，我们同别洛勃罗多娃和谢廖沙告别，他们应当乘一列逆行列车返回莫斯科。我们的列车继续往前行。我又发烧了，列·达倒很振作，甚至看上去很快活。局面已经确定；总的气氛是平静的。押解人员殷勤而又有礼貌。有人通告我们，说我们的行李将跟随下一趟车运来，在伏龙芝（即这条铁路的终点）交给我们。也就是说要等到9天以后。我们既无换洗的衬衣又无书籍。我们两手空空地坐在车厢里，就像是在市内乘车一样。
晚上，我们头枕着胳膊躺在长凳上打一会儿盹。每个包间的门都半开着，门口站着看守。
离莫斯科越远，押送人员对我们越客气。在萨马拉，他们替我们买了换洗的衬衣、肥皂、牙粉和牙刷等。我们同看守的伙食都是他们从车站餐厅买来的。列·达过去总得严格地按医生规定进食，现在他把给他的那一份津津有味地吃得精光，这使我和廖瓦很高兴。我看着他，既惊喜，又为他担心。我们把在萨马拉替我们买的东西起了一些特别的名字：如管毛巾叫明仁斯基①，管短袜叫雅戈达（明仁斯基的助手）等等。用这些名字称呼东西很能使人发笑。积雪使火车一再晚点。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日复一日地深入中亚地区。
① 当时的克格勃首脑。
旅行的第十天，我们于清晨抵达伏龙芝 （即皮什佩克），这是铁路线的最后一站。 天寒地冻，皑皑白雪在阳光照射下，刺人眼目。他们给我们拿来了毡靴和不挂面羊皮袄。
我被衣服压得喘不过气来，但仍然感觉很冷。大客车在被汽车压结实的雪地里吱吱嘎嘎地爬行；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就这样，走了约30里，车子停下了。暮色已经降临。我们仿佛进入了一片一望无际的雪原之中。两个押解人员（他们总数大约12～15人）走到我们眼前，对宿营地过于“简陋”表示歉意。我们好不容易下了车，黑暗中摸到一个邮政所的低矮的小门。我们走了进去，脱掉棉袄，感到一阵轻松。但是这间茅屋里没有生火，非常冷。几扇小窗上布满了冰霜。屋角有一个俄罗斯大火炉，可惜摸上去“冷若冰霜”。
我们喝了杯茶暖暖身子，又吃了点东西，还和女主人（一个哥萨克妇女）聊了起来。列·达向她详细打听了当地生活习俗，顺便问了打猎的情况。一切都那么令人好奇，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结束这次有趣的谈话。押送人员都到隔壁人家去借宿，我们也开始安排睡觉。廖瓦躺在一条凳子上；我同列·达把羊皮袄垫在身下，睡在一张大桌子上。当我们摸黑在这间低矮而寒冷的屋子里躺下后，我不禁放声大笑，说道：
“同我们克里姆林宫的家有天壤之别！”
列·达和廖瓦也跟着笑了起来。黎明时我们又继续赶路。前面还有一段艰难的旅程。
要翻过库尔泰山。天气依然寒气逼人。我觉得衣服重得使我受不了，像一堵墙倒在身上。
中途停站时，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同司机和从阿拉木图前来接我们的克格勃人员闲谈。日后的陌生生活的图画一点点地在我们面前展现……凌晨3点，汽车终于到达目的地。
3. 斗争没有停止
敌人以为列·达现在在遥远的阿拉木图被最后解除武装了。伏罗希洛夫甚至公开幸灾乐祸地说：
“如果他在那儿死了，消息也不会很快传到这里来。”
然而，列·达并没有停止战斗。我们形成了一个三人集体。儿子承担了协调我们同外部关系的重任，负责管理我们的来往信件。有时称他为外交部长，有时又说他是邮电部长。不久，我们的信件大大增加，这副担子主要由廖瓦来挑。他还负责警卫工作，为列·达的工作搜集资料，如到图书馆借书，弄旧报纸，作摘录等等。他还同地方当局进行各种谈判，组织打猎活动，照顾猎狗和武器。除了这一切以外，他自己还勤奋地学习经济地理和外语……
几个星期以后，列·达的学术研究和政治方面的工作又全面展开了。后来，廖瓦找来一个女打字员。克格勃没有找她麻烦，但显然要她把我们这里写的一切时时向他们报告。假如听这个姑娘的报告一定很有意思，因为她对反托洛茨基主义斗争几乎一无所知。
阿拉木图的积雪，洁白、纯净、干燥，非常令人神往。由于没有人和车践踏，整个冬天，积雪都保持着洁白的色彩。春天，积雪融化，满地都是鲜红的罂粟。它们实在多极了，像铺在大地上的一面红地毯。一连许多公里的草原都闪烁着鲜艳的红光。夏天，到处都是苹果，又大又红的有名的阿拉木图阿泡特苹果。城里没有自来水和电灯，也没有柏油马路。市中心的市场上垃圾成堆；吉尔吉斯人坐在商店台阶上，一边晒太阳，一边捉自己身上的虱子。这儿疟疾蔓延，鼠疫猖獗，夏天有大量的野狗，还发生过多起麻风病例，报纸曾对此有所报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平安地度过了一个夏天。我们向山脚下一个果农租了一间草屋，这里视野开阔，面对天山支脉积雪的群山。我们和主人一家一天天看着苹果成熟，又一起采摘。果园景象几经变化，先是遍地白花，后来，枝条日渐沉重，不得不用支架撑住低垂的树枝。苹果摘下后铺放在树下的草席上，像一张五颜六色的地毯。那些摆脱重负的树枝重又伸直了身子。果园里散发着成熟的苹果、梨子的香味，蜜蜂嗡嗡地叫个不停。后来我们又做果酱。
六七月间，果园中的那幢芦苇铺顶的茅屋里，工作在紧张地进行。打字机不停地嗒嗒地响着，这东西在这里是十分陌生的玩意儿。列·达口授批判共产国际纲领的文章 ，由打字员打成文稿，然后修改，最后再次打印。邮件很多，每天总有10～15封信，其中有论文、评论、内部争论和来自莫斯科的各种消息报道；除信件外，还经常收到大量关于政治问题和询问列·达健康状况的电报。信函涉及的既有重大的国际问题，也有地区性的小问题（但仍具有重要意义）。索斯洛夫斯基总爱用热情和辛辣的笔调谈论重大的课题；拉科夫斯基的也十分不寻常，我们常常把它们摘抄下来再寄给别人。这间低矮的房间里放满了桌子，上面放着一堆堆手稿、邮包、报纸、书籍、文摘和剪报。廖瓦整天待在他那间紧靠马厩的小房子里，打字、修改打字稿、封包、收发邮件和寻找必需的引文。我们的邮件都是由一个残废人骑马送来。傍晚时，列·达常常拿上猎枪、带上猎狗走进山里，有时我陪他去，有时是廖瓦陪他。我们总是能打到一些鹌鹑、鸽子、石鸡或野鸡。一直到后来例行的疟疾暴发，我们的日子一直过得很好。
就这样，我们在这个地震和水灾频发的天山支脉脚下，在靠近中国边境的城市阿拉木图里，同书籍、信件和大自然一起度过了一年。这里离铁路线250公里，离莫斯科4000公里。尽管我们每走一步都会遇到秘密的朋友（现在描述他们还为时过早），从表面上看，我们仍然是与外界不接触地孤立地生活着，因为任何试图同我们接触的人都将受到惩罚，有时甚至是很严厉的惩罚。
现在从托洛茨基儿子的笔记本中摘录一些统计数字。1928年4月至10月间，在阿拉木图共寄出800封政治信件 （其中包括一些长篇论著），拍发 出 550封电报。收到 1000余封长短信件和700余封电报，电报大部分是以集体名义拍来的。这些多半是流放地的通讯，但也从流放地流传到全国。即使在天气最好的那几个月，也只有半数信件能到达那里。此外，他们还收到莫斯科寄来的8～9个秘密邮包，都是由专门的信使送来的秘密材料和信件，他们也以同样的方式发出了一些邮包。秘密邮件使他们了解许多情况，并对最重要的事件做出反应，虽然时间是大大地耽搁了。
秋天，托洛茨基的健康状况恶化了。这个消息传到了莫斯科。工人们开始在会上提出质问。官方报告人惟一能做到的是把托洛茨基的身体说得天花乱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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