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到1970年，西蒙·波娃始终坚持写作。
1966年11月，出版了小说《好形象》；
1967年11月，出版了《被毁的女人》，并附有妹妹普佩特作的版画插页，这是姐妹俩首次在事业上的合作；
1968年1月，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被毁的女人》；
1969年1月，出版了《老年》。
在小说《好形象》里，西蒙·波娃通过一位已婚的年轻女性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女子和周围的人们相处十分和谐，但又有充分的理由感到在自己的环境中过得不自在。她是一个10岁女孩的母亲，她又有一个留恋过去的父亲，这种双重的归顺正是她那不归顺感的由来。因为她的父亲，她对成功和金钱抱怀疑态度；而她10岁的女儿提出的问题又使她认真地反省自己，但她找不到答案，尽管她想冲破黑暗，但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
与以前的几部小说不同的是，以前的几部小说中的人物的观点都十分清晰，而在这本书中则是让沉默者说话，在作者不出面的情况下，透过女主人公那蒙昧的黑暗空间，将这个窒息她的世界的丑恶面目予以淋漓尽致的暴露。
书出版后，十分畅销，12周内大约售出了12万册。许多批评家、读者都说他们喜欢这本书，特别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小说写的正是他们的故事，他们就生活在书中描写的世界里，他们也像书中女主人公洛朗丝一样落在一个圈套之中，感到被囚禁着。还有人祝贺她在文体和技巧上有所创新。当然，也不乏各式各样的批评。
关于洛朗丝的父亲，那个利用自己的文化维护和确保道德方面的安逸而置真相于不顾的冒牌哲学家，人们有不少误解。不少人以为作者西蒙·波娃欣赏他的生活方式，赞同他的思想，从而指责她留恋不再拥有的过去，这显然不符合事实。洛朗丝一开始对父亲盲目崇拜着，但通过一趟希腊之行，她渐渐发现了她父亲并不像他自称的那样不受金钱和成功的影响，而且在放弃原则时也并不缩手缩脚。洛朗丝的幻灭不是以言辞而是以身体表现的：她患了极度厌食症。人们怎么可以认为作者认同了那位老自私鬼的胡言乱语呢？
《被毁的女人》的创作冲动则是来源于几位40岁女人寄来的心腹之言。她们的丈夫都离开了她们另寻新欢，尽管具体的性格和环境各异，但她们的故事中有着十分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些妇女甚至连自己出了什么问题都不明白，她们认为自己丈夫的行为矛盾而反常，情敌则不值得丈夫去爱。她们的世界正在崩溃，她们最终连自己是谁也不知道了。
西蒙·波娃选择了一位陷入感情危机的可爱女性作为女主人公，她叫莫尼克，她放弃了自己的事业，但又无法对丈夫的事业产生兴趣。丈夫的知识修养远胜于她，而且早就不再爱她。他深深迷恋着一位比莫尼克开朗、活泼，对他更体贴的高级女律师。渐渐地，他与莫尼克分道扬镳了。故事本身并不具有特别的新奇之处。西蒙·波娃选择的叙述方式却使这部作品扑朔迷离。她让莫尼克用记日记的方式表现她是如何躲避真相的，从日记这一页到那一页，她不停地掩饰、说谎、自欺欺人。她自己掘出了一口黑暗之井，然后深深地掉下去，以至于不再了解自己的真实形象。于是，这比《好形象》的写作难度自然更大一些。
在《被毁的女人》问世的同时，还发表了另外两个短篇小说：《独白》和《责任年龄》。这三篇作品有两个主题：孤独与失败。这三部作品结集出版后，公众购买的踊跃程度不亚于《好形象》。不少作家、学生和教师祝贺她再次有所创新。但总体而言，该书比过去的作品更不被理解，大多数批评家对她大加挞伐。
在一次由法国电台转播的公开辩论会上，皮埃尔-亨利·西蒙挖苦她自从写了《安详的辞世》之后便不再写严肃文学了。另外有人在电台上攻击说：“自从那次在雷恩路瞥见西蒙·波娃以后，我老懊恼自己写了那篇文章 ，她弓背而行，又老又瘦，人该有怜老之心嘛。顺便说一句，加利马尔就因为这才继续出版她的书的。”不久以后，还是他，与同伴会意地眨着眼，说着前后矛盾的挖苦话：“她的小说很畅销呀--是啊，她就能写畅销书！”他们中许多人惋惜这本书不能与《一代名流》和《第二性》相比，然而，他们也许得了健忘症：正是这些人当初攻讦《一代名流》，也把《第二性》贬得不名一文。
由于评论界的恶意中伤，一些读者对这本书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有的说：“她熬到60岁才发现普通家庭妇女习以为常的东西。”还有一类正为妇女事业奋斗的女子，为小说没把妇女写得富有战斗精神而失望。她妹妹曾在电视上接受记者关于她画展的专访。记者问她：
“这本书可以说是你姐姐写得最平庸的一本，你为啥要为它作插图呢？”
她激烈地为之进行了辩护，还补充说：“有两种人喜欢这本书。一种人头脑简单，只是为莫尼克的悲剧所打动；另一种是知识分子，他们能理解书的全部内涵。那些不喜欢的人都是半吊子文化人，这些人没有足够的明辨是非的能力，理解不了这本书。可他们偏偏又自命不凡，怎能没有偏见呢？”
4. 《老年》：破除了那些关于老年的神话
产生像写《第二性》一样写《老年》这本书的最初动因，是为了破除那些关于老年的神话，驳斥那些假话与空谈。她需要了解自己的处境，她是个女人，她希望女人们都能明白自己的处境和命运，她希望知道老年的局限和实质。
该书出版时，适值针对老年人社会问题的《社会状况普查》报告发表。《法兰西晚报》用头版一个整版的篇幅刊登了对这一报告的分析文章 。一时间，这个问题成了新闻热点。在这个时候出版这本书，公众愈发急于阅读它了。
这本书得到了批评家的普遍好评。无论是左翼的还是右翼的批评家，都认为现实生活中老年人的境遇确实骇人听闻。最令她高兴的是来自一些从事老年医学研究的专家学者的首肯。一般说来，专家学者对于那些斗胆进入自己“领地”的人是不屑一顾的，但是这回他们却热情祝贺《老年》问世，还有人主动提出与她合作。
西蒙·波娃仍在不停地写作。她知道几乎没有可能远远超出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仅仅是不想放弃写作所赋予的那种愉悦感--那种每写一本书就像在想象的空间重新把自己创造一遍的感觉。
在此期间，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她为纪实文学《特雷布兰卡》写序的事。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斯坦内尔的年轻人，他在这部描写法国死亡营的作品中，通过采写极少数幸存者，参考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文件，写作时采用冰冷的文体和浓烈的幽默，并站在特工的角度看问题，以便理解他们是如何把80万人一个个地处死的。书出版后，国内发起了一场全面声讨他的攻势。为了替《特雷布兰卡》说话，西蒙·波娃组织人马作了一次讨论，讨论内容刊登在《新观察家》上。胡塞投书《新观察家》进行反驳，西蒙·波娃随即针锋相对地给予了反击。好些人来信支持她，但也不乏有人对她为之写序感到惋惜。有人甚至建议她在该书即将出版的外文版中把序言抽掉，她拒绝了。
尽管斯坦内尔因为该书备受攻击，但还是获得了“抵抗文学奖”。至此，西蒙·波娃亦为之嘘了口长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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