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令世人瞠目结舌
1964年，由于萨特拒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而成为该年度具有轰动性的大事件。
10月15日《震旦报》刊发的一则电讯中，首次暗示了萨特有可能成为这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萨特立即写了一则声明，经翻译后由他的瑞典出版商的代表于10月22日在斯德哥尔摩宣读。“出于个人的原因，我不希望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可能获奖的名单上，”他这么写道。还补充说，他的拒绝并不应理解为他对瑞典皇家学院不够尊重。
那天，萨特和西蒙·波娃正在蒙帕纳斯的一家餐馆大嚼猪肉，追踪而至的记者们告诉说，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结果公布了，他是得奖者。他不明白，为什么瑞典的院士们根本不考虑他的拒绝呢？
瑞典学院常任秘书安德斯·奥斯特林的致辞写道：“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已由瑞典学院决议颁给让-保罗·萨特，“为了他那富于观念、自由精神与对真理之探求的著作。这些著作业已对我们的时代产生了长远的影响”。这位荣誉的得主已经表示，他不希望接受诺贝尔奖。但他的拒绝并未改变本奖颁赠的有效性。不过，在这种状况下，该学院只能宣布颁奖仪式无法举行。
1964年10月号的《费加洛》杂志上，萨特就此作了公开声明，表示他因拒绝诺贝尔文学奖而业已引起的丑闻感到抱歉。他希望表明，事先他曾写信给瑞典学院，不要选他为得奖人，只是他不知道瑞典学院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在信中，他特别说明他的拒绝不是出于对瑞典学院的轻视，而是基于其个人的和客观的理由。
所谓个人方面的理由，是由于他对作者职责的观念的固有看法，而一向拒绝任何官方的荣衔，因此他这次的拒绝不是没有先例，譬如他拒绝过“荣誉勋章 ”，不肯进“法兰西学院”，假如“列宁奖”颁给他他也会同样予以拒绝。他以为，作家一旦接受这类荣誉，会使他个人所献身的事业跟颁奖机构发生关联，而作为作家，不允许自己跟任何机构发生关联毕竟是重要的。
至于客观理由方面，萨特认为东西方人与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必须在没有任何机构的涉入下进行。再者，他认为过去的诺贝尔奖未能平等地颁给各民族和各种意识形态的作家。以苏联为例，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此奖，而受到奖赏的苏联作家的作品又恰恰都是在国外编印而在其国内遭到查禁的。为了建立平衡，本可以在另一方面作一个姿态。再者，在阿尔及利亚期间，“当我们签署《121人宣言》时，我会感激地接受诺贝尔奖金，因为这会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而且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自由的荣耀”。
末了，他表示了对瑞典学院的情谊。
此外，是否接受25万法郎的奖金亦使他踌躇。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可以把这笔钱捐赠给伦敦的“反种族隔离委员会”之类的重要事业，拒绝接受这笔奖金就意味着这些组织失去了一次接受援助的机会。
在瑞典学院宣读他的声明之前，他不愿与新闻媒介见面，便躲在西蒙·波娃那儿。然而，安娜-玛丽打来电话说，她在拉斯帕伊大街222号被记者包围了。午夜，他动了恻隐之心，出面让人采访和摄影。翌日一早，他回到拉斯帕伊大街时，一辆电视摄像车已停在大搂前。
反应基本上是持否定态度的。天主教存在主义哲学家加布里埃尔·马塞称萨特是“不可救药的诽谤家和习以为常的辱骂者”，而安德烈·勃勒东把他的拒绝看成是东方集团宣传的胜利。最使萨特痛苦的是穷人的来信，全都诉说同一个内容：“把你拒绝接受的钱给我。”莫斯科方面也误解了他，萨特在作家协会的自由主义朋友们认为，萨特为帕斯捷尔纳克先于萧洛霍夫获得诺贝尔奖感到遗憾，是站到了斯大林主义者一边去了。
好在西蒙·波娃理解他。
好在卡罗来纳研究所所长s·弗利堡在一片为之大哗的非议声中仍对萨特拒绝接受此奖表示理解，并高度评价他：
“作为作家与哲学家，萨特是战后文学和知识分子的讨论中的一个中心人物--受赞誉，受争论，受批评。他爆炸性的作品，使人感到具有使命；其内在，由深沉的、严肃的努力所支持，就是要改善读者，以至世界。他的哲学被年轻人奉为一种解放而欢呼。”
2. 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她的家门
1965年3月，萨特拒绝前往美国为康奈尔大学就福楼拜和哲学作一系列演讲，以此作为他对越南战争的首次抗议。4月，首批美国战斗部队在南越登陆，萨特说这完全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的重演。反战的抗议活动正在美国不断扩展，萨特给波士顿的一次集会拍发了电报，希望美国知识界取得比法国知识分子在反对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曾获得过的更大的成功。
1966年2月，苏联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受到审判，为了表明与这两个受到监禁的作家休戚相关，萨特和西蒙·波娃拒绝在这一年访问苏联并出席第十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
最大的抗议活动正在等待着他们俩。
伯特兰·罗素的国际战争罪行法庭准备进行一次专门涉及越南的战争罪审判。这一组织的秘书长舍恩曼--一个年轻粗壮的美国小伙子敲响了西蒙·波娃在巴黎的家门，询问她和萨特是否愿意充当法庭成员。舍恩曼说，罗素和平基金会将派出专门的调查委员会去越南，还将要求美国左翼人士提供有关的证明材料。事情的关键是唤起全世界的、尤其是美国的舆论。舍恩曼特地说明，庭审将在巴黎举行，萨特和她不必出席全部庭审，他们可以指定自己的代表，还会向他们提供庭审材料。
他俩同意了。
1966年11月，罗素和舍恩曼宣布“伯特兰·罗素国际战争罪法庭”诞生。1967年1月，萨特前往伦敦，会晤舍恩曼和他的一批同仁。法庭在寻找东道国时遇到了麻烦。英国宣布，它将不允许任何愿意作证的北越人进入英国，从而把自己排除在法庭考虑的国家之外。在苏黎士租到一个会堂后，瑞士政府出面干预，不准法庭设在该国。法国也不允许在巴黎开庭，萨特为此写信询问戴高乐，戴高乐回信时优雅地称呼萨特“我亲爱的大师”，并答复“是的”。最后，瑞典政府出于对自己的民主原则的维护，十分勉强地允许法庭设在斯德哥尔摩。在萨特和西蒙·波娃带着各自的代表抵达瑞典之后，才知道法庭的组成成员。罗素是名誉主席，萨特任执行庭长，德迪耶将主持听证。除了西蒙·波娃，惟一的女性是参加过古巴革命的梅尔瓦埃尔南德斯。
在弥补了由舍恩曼犯下的各种大错，包括他对瑞典首相的攻击，并且克服了各种内部的敌意后，在瑞典电视台摄像机耀眼的灯光下，听证会在人民大厦的礼堂开始了。法官们被提请考虑两个问题：1.美国是否触犯了国际法，实施了侵略行为？2、美国是否对纯粹的民用目标进行了轰炸？如果是的话，达到了什么程度？
在瑞典新闻界和公众越来越大的敌意中，法庭听取了潘万巴和其他北越人以及越共代表的证词。5月10日午夜三点，法庭作出了美国在上述两点上都有罪的裁决，并商定在秋天举行的最后一次开庭时再相聚。是年11月，西蒙·波娃与萨特赴哥本哈根参加罗素法庭第二次会议，谴责美国于万里之外侵略越南，搞种族灭绝的罪行。
3. 读者认为就生活在《好形象》描写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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