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他最不成功的作品，主要因为他想迎合时势，写一部具有警世之力的社会小说。左派和人争取他的支持已有些时候，他受到了经济萧条、抗议、失业和不安定潮流的影响，试图描绘这一新时期。
但是海明威毕竟不是左拉，不是法朗士，也不是辛克莱。他感兴趣的只是以真实环境和色彩为背景的爱和恨，生和死，妒忌和友谊这样一些永恒的感情。大体上可以说，他对贫困知之甚少。诚然，他在西班牙、古巴和非洲也见到过穷困的景象，可他本人却从未真正体会到饥饿的痛苦和穷愁潦倒的困境。他见到的穷人都因受到他的接济而喜笑颜开，感恩不尽。他们中间有笃信宗教的农民，口口声声地宣扬上帝的旨意；也有谦卑的渔民，命再苦也不怨政府而怒海潮。他们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权欲熏心的人物，他们并不希望把世界颠覆过来，让自己身居高位。
海明威对人的复杂感情有深刻的了解，对经济学和政治学却不甚理解。所以他试图在这些领域写作的时间固然不长，却都失败了。“我对公牛比对混帐的经济知道得多一些。”
在他作为一名左翼作家试图从政治上分析并描述他们的社会动机时，作品的调子就显得虚假和空调。
这本书尽管读者和作者都不满意，却使海明威这位孤立主义者懂得了“在现代世界上，谁也不能孤独地有所作为”的道理。然而天知道，海明威却曾试图这么做。
大作家总是说不尽的。
海明威当然不例外。
但是，谁都能从《有的和没有的》当中看到：“一个人不行了，现在一个人不行了。”
4. 敏感的神经
海明威不甚理解经济学和政治学，这不等于他不理解经济和政治。他20年代当驻欧记者时，常在欧美世界的政治漩涡中奔波。他与报界闹翻，成为职业作家后，才极力想摆脱政治。
但是，这恐怕不会比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更容易。
大作家即使身居世外桃源，他的心上总有一根十分敏感的弦应和着世界的脉搏颤动。
海明威从非洲回来以后的第二年，驾着他那艘像皇后一样庄严华丽的“拜勒号”在加勒比海中找到一个叫比米尼的小岛。
从基韦斯特到这里，刚好要在海上航行一天一夜。
他对朋友说，比米尼岛的发现是他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里有美丽如画的海滩，附近海域是马林鱼、金枪鱼和鲨鱼遨游天地，岛上有些简陋的小木屋，有一个酒吧间，居民的数量刚好可以打破小岛上曾经有过的蛮荒时代的静寂，洁白的沙滩上长着疏疏朗朗的椰子树和棕榈树。要不是偶尔飞来泛美航空公司的水上小飞机和三五艘停靠在码头边上的游艇，真会让人感到这个小岛是处在地球的最末端。
从此，海明威常常来这里捕鱼、度假。他在这里钓到过一条785磅的大鲨鱼，只差12磅就达到了当时钓鱼成绩的“世界纪录”。他在这里还第一次钓到一条300多磅的金枪鱼，这种鱼还从来没有人用钓钩钓上来过。
当他的“拜勒号”停泊在码头边检修、上漆时，他便在洁白的沙滩上摆下拳击擂台，说要是有谁能和他打上四个回合，他便奖给对手200美元。
岛上一名渔夫和他较量了一番，失败了。一个甘蔗工人和他刚交手，就仰面朝天一筋头跌昏过去。
著名的英国重量级拳击冠军汤姆·希尼也正在比米尼岛避暑，他接受了挑战。全岛居民都汇集到了沙滩。打了几个回合之后，希尼哼哼着说：“咱们算了吧，拳击赛都要收门票的，可咱们什么也拿不到。”
海明威甩着被打痛的手臂说：“我本来打算在第五回合击败你，到第九回合你就会丧命。逢上厉害的对手真是令人愉快的事情。”
就在这个仿佛是世界末端的小岛上，就在钓鱼、拳击的生活中，海明威那根与世界脉搏同振的神经跳动起来。在一个骄阳似火的夏日，他写下了《注意下一次战斗：一封措辞严肃的信》，寄往《绅士》杂志。
文中，他重提起1918年他在意大利战场上受伤时所发的誓言。他当时心想，如果那天晚上他能度过死亡关，他以后就要不遗余力地反对新战争。这个誓言，他每年都向自己重提一次。
就是在这篇文章里，他预言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1937年或1938年爆发，美国毫无疑问会卷入这次战争。原因是多方面的，或出于国际影响的需要，或由于贪婪成性，或渴望通过战争来摆脱内部危机。他在文中说：
任何独裁者和蛊惑人心的政客，当他们无法实现夸夸其谈的计划或治理国家不得法而引起人民不满时，他们就设法向人民大谈特谈爱国主义，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他们引上邪路，使大家相信发动战争的好处。而我们应该看到，在美国，不论是谁，不论地位高低和能力大小都没有权力把这个国家拖入早已预谋筹划，并即将爆发的战争中去。
不论他是凭直觉还是凭思考，你都得佩服他的敏锐。你可以指责他关心不够，但他决不糊涂，而是异常清醒。
海明威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1934年7月。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39年全面爆发，比海明威的预言推迟一年。但作为导火线的日本大举侵华、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正是发生在1937年到1938年之间。
还有西班牙的全面内战。
西班牙，这是海明威的第二故乡。他第二次旅居欧洲的将近十年时间里，年年都要到西班牙看斗牛。
他的生日在7月，这正是西班牙庞普洛纳圣佛明节的狂欢，斗牛活动期间，他一生中几乎有1/4的生日是在西班牙斗牛场上度过。这个国家在他生前每次来访时，在他的生日，后来还在他的逝世日，都要挑选几头公牛以海明威的名义举行斗牛。
西班牙内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演习场，它使海明威热爱的国家彻底分裂，血流成河。他发誓要竭尽全力反对战争，他不会空喊，正如他要当作家却不愿泡在沙龙里空谈理论一样。他实践誓言的方式是——行动！用行动去支持他认为正义的一方。
他在基韦斯特的安乐窝里坐立不安，在比米尼岛这个地球的末端再也呆不下去，大海中的马林鱼、金枪鱼和丛林中的野牛、豹子都不能让他兴奋了。
因为西班牙共和国正在与法西斯分子进行战斗。
1936年冬，海明威为援助西班牙共和政府展开广泛的募捐活动。他个人捐献了4万美元，购买了战地救护汽车支援西班牙人民。以此为起点，他用各种方式，与西班牙人民一道，一直战斗到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失败，也即马德里陷落。
1937年初到1938年底的两年间，海明威四次踏上西班牙大地，先是以战地记者身份进行采访、报道西班牙内战情况，后来参加国际纵队，直接拿起了武器。
在这场反法西斯斗争中，海明威进一步了解了西班牙人民，接触了国际纵队的战士和很多人，这极大地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改变了他对待生活的态度，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海明威从不媚俗，纽约的批评家很难改变他，但他愿意追随时代的潮流，特别是两个世界发生大搏斗的时候。
他在西班牙战争中获得了新的创作源泉，写出了剧本《第五纵队》，电影解说词《西班牙大地》以及一些特写和短篇小说。西班牙内战以后，他又以这场战争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丧钟为谁而鸣》。他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品都表现了放弃个人幸福、献身正义事业的思想。
几乎与此同步，他在家庭与婚姻上也打了一场内战。
《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出版的时候，他与波林的婚姻解体，同第三个妻子——作家兼记者玛瑟·盖尔荷思结婚。随即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迁居到古巴哈瓦那附近的瞭望田庄。
5. 西班牙大地
1936年7月，西班牙的法西斯头子佛朗哥发动了反对共和政府的武装叛乱。几个月以后的1937年2月，海明威就踏上了西班牙流血的大地。由60家报社组成的“北美报业联合会”聘请海明威到西班牙去作战地采访。
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急于履行一名反对法西斯战争的战地记者的职责，他冒着雨雪，奔向离马德里仅50公里的前线战场。
他看到了他所热爱的人民的涕泪，看到了大教堂被炸成瓦砾堆，斗牛场变成废墟。美丽的西班牙现在到处是断垣残壁，遍地是丢弃的枪械与车辆，泥泞的战壕里躺着战死者的尸体。
他的心情无比沉痛。
更为痛心的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苏联支持共和政府，英美法等国政府对佛朗哥空喊抗议，实则采取绥靖政策，隔岸观火，静候事态发展。西班牙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前列强显示各自军事力量的彩排场所。
他那充满战火硝烟气息的报道从西班牙飞往北美报联，然后又通过电台、报纸传向整个世界。
西班牙内战中居然发生了这样的惨剧：共和派战士被列队枪决。“报数！”“一、二”，“一、二”，随后枪弹齐发，报数“二”的都倒在血泊之中，无姓名也无罪名，只因为报的数是“二”。
海明威第一次深刻体会到人类世界的苦难。他痛恨法西斯暴徒。
然后，更令人气愤的是，西班牙的教会都支持佛朗哥。佛朗哥大元帅对教会虔诚而慷慨，佛朗哥大元帅从来就是个好教徒。
海明威对教会第一次产生了反感和嫌恶。他并不是虔诚的教徒，但从来也不怀疑宗教的善意。然而，在正义、和平与人类苦难的试金石上，西班牙的宗教却与法西斯主义狼狈为奸，海明威对此十分气愤。
气愤之下，他竟然抛弃了他的基督教信仰。卡罗斯·贝克在他的《海明威传》中说：
“惟一能使他的生活过得体面的是基督的教规和宗旨对他的约束和指引。问题是西班牙国内的教会都站在敌人那一边。这种事实深深激怒了他，一气之下他连祷告也不做了。一种宗教信仰竟同法西斯主义这样紧密勾结。这种现象多么奇怪，多么发人深省。”
海明威与苏联记者接触频繁。苏联也是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
他早就听说，他的作品在苏联很受欢迎，销售量大大超过德莱赛，帕索斯，刘易斯和其他许多美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的《死于午后》在美国受到攻击时，在苏联读者中都引起了轰动。
他定期到苏联记者下榻的盖洛德旅居去，从苏联《真理报》记者爱伦堡，高尔特索夫那里得到不少新闻情报，以致“北美报联”的经理维勒对他发回去的电讯经常皱眉头。
他也接触了一些帮助西班牙共和军打仗的苏联军官。他对朋友说：他喜欢行动中的人。
海明威这次到西班牙的一项重大工作是与荷兰著名的电影导演伊文斯合作拍摄电影文献纪录片《西班牙大地》。他想用这部纪录片去争取美国政府对西班牙共和派的支持。
1937年4月的整整一个月里，他一心扑在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和制作上。
海明威要求这部电影中一定要有真实的战争场景。
有一天他们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共和派军队将向盘踞在马德里西北山上的佛朗哥军队发动进攻。这天清晨六点，他和伊文斯，还有两名助手，来不及吃早点就扛着摄影机出发了。
他们开始选中了一片林间高地。这里可以看到两军对峙、交战的情况。但不久就飞来几架轰炸机轮番轰炸，炸弹掀起烟火柱，刚好挡住了视线。敌人的狙击手也发现了他们，向他们开火。
他们拼命保护住摄影器材，在炮火硝烟弥漫的山坡上另选摄影地点。最后找到了一栋空无一人的山间住宅，房前有一个水泥平台，几间房子都弹痕累累，有的只剩下断垣残壁，只有一间房子还有一个顶楼，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拍摄到山谷里的战斗情景。他们用破布将摄影机伪装起来，在这里整整拍了半天。林间像醉汉一样摇摇晃晃的坦克，迫击炮弹在空中划出白光，漫山遍野时而奔跑时而匍匐的士兵都进入了他们的镜头。
黄昏时候，他们把笨重的摄影机化整为零，躲过了好几次炮火和飞机的袭击，冒着生命危险把摄影机扛回了住地。
战斗仍然在进行。他们第二天清晨又摸到那个房顶上，还带来了一大群美国记者。拍摄中，海明威忘记了自己的角色，情不自禁地当起了军事评论员。
他激烈地批评佛朗哥军队方面的坦克行动太慢，像老牛拉破车一样没有一点威力。其他人指责他这是为敌人喝阵，他方回过神来，忙又制止别人对自己的攻击：“我们千万不能暴露目标，否则会招来敌人的炮火。”
海明威经常产生置身在斗牛场的幻觉。
西班牙行动中，战争与爱情在海明威的生活中同时出现。将近五个月时间里，年轻貌美的女作家玛瑟陪伴他始终。
他又重温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意大利米兰经历过的“战地春梦”。
来西班牙之前的两个月，即1936年12月，海明威与玛瑟在基韦斯特岛上初次相识。玛瑟和她的母亲、弟弟来基韦斯特度假，她正在马沃学院念书，已经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狂热追求什么？》和一个短篇小说集《我意识到的问题》。
玛瑟很有抱负，决心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职业女性。
他们在一个酒吧间里碰到海明威。玛瑟那本长篇小说的卷首引语就是来自海明威作品中的名言。海明威与玛瑟很谈得来。
几天以后，玛瑟的母亲和弟弟启程返家，她自己则成了海明威家的客人。深知丈夫性格而且富有“洞察力”的波林陷入痛苦，她尝到了十年前的哈德莉的滋味。
海明威的家里又出现了“两个女人爱上一个男人”的局面。
西班牙的战火使海明威迅速摆脱了家庭中的尴尬。也许是志同道合，有约在先，也许是阴差阳错不谋而合。总之，海明威一到西班牙，就与玛瑟不期而遇。
可海明威的态度有点不冷不热，玛瑟为此感到气愤，她觉得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地方见面应该充满热烈而浪漫的气氛。过了好久，海明威才没头没脑说：“好姑娘，我料想到你会来的，因为我早就这么想过。”
玛瑟还没有战地记者的正式身份，海明威把她介绍给新闻督察机关的官员，问题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玛瑟也得到了住宿证明，供应汽油的证明和安全通行证。
他们一同爬上红土山冈，观察共和军发起的进攻，一同盘坐在前线的战壕里，与士兵们边谈笑边抽烟，一同实地拍摄《西班牙大地》。
开始时，其他记者都不清楚海明威与玛瑟的关系，只觉得玛瑟总喜欢捉弄海明威。直到有一天早晨，一颗炮弹把他们住宿的旅店里的锅炉炸坏，热水四处流淌，旅客们纷纷出屋，看到海明威陪着玛瑟从卧室里出来，这才明白他们正在相爱。
他们的爱情随时都有可能湮灭在炮火和枪林弹雨之中。有一天，一颗子弹射进玛瑟的卧房，把房里的穿衣镜打了一个圆圆的枪洞，幸亏当时房里没人。还有一次，他们坐着共和军的装甲车到4800公尺高的卡达拉马山地中心防线去采访拍摄时，途中碰到佛朗哥的军队用机枪扫射，装甲车外壳的钢板被子弹打得砰砰作响。
拍完《西班牙大地》以后，他们带着拷贝回到了纽约，三个月以后又重返西班牙大地。这期间，海明威办了两件大事。
他带着玛瑟参加了全美作家代表大会。
大会在纽约的卡纳基大礼堂举行。这是一次盛会，与会者有3500多人，大厅、阳台和两侧都坐满了人。
海明威是带着普通与会者的心态去参加会议的，没料到开幕式的当晚，他被安排做大会发言。他是这天晚上的四个发言人之一。其他三个是：美国作家联盟主席斯迪华特、美国书记布罗德和与海明威一同拍摄《西班牙大地》的伊文斯。那晚会议的执行主席是马克西莱。
卡罗斯·贝克描述了海明威发言的情况和引起的强烈反响，而且从中可以看到这次美国作家代表大会的倾向：
“布罗德的发言既克制又直率。他说，欧洲的独裁者已经用炮弹把象牙塔炸得粉碎，作家当前的职责是关心人民的疾苦、反映人民的生活和要求，人民的生活才是艺术的力量和源泉。伊文斯在会上介绍了《西班牙大地》的拍摄经过和影片的内容……海明威和玛瑟、马克西莱坐在一起听前面几个人的发言。天气很热，他衣服穿得太多了，领带系得很紧，感到呼吸不自如。轮到海明威发言了，当马克西莱向大家作介绍时，会场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额头冒汗，眼镜片上有一层雾气，黄棕色的脸颊上湿润润的，他十分激动地站起来，掌声刚落，他就开始了他那历时七分钟的讲话。他说：
一个作家要面对的或者说要解决的问题是不会变的。作家本人及其思想可能变化，但那个问题是不会变的。这问题就是如何写得真实，和有了真实的材料之后，如何写出来使读者读后感到是他自己生活经验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好作家几乎都能在任何一个他的能接受的政府统治下写出好的作品，受到人民的赞扬。但有一种政府是例外。在这种政府统治下不可能出现好作家。这个政府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靠子弹和刺刀欺骗人的，而不会欺骗人的作家在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下是不可能生存的。
这次大会以后不久，1937年7月8日海明威和伊文斯应邀为罗斯福总统放映了《西班牙大地》。这次重大行动实际上是玛瑟通过总统夫人伊丽诺争取来的。
那天他们在白宫吃晚饭，饭后，半身不遂的罗斯福总统坐在轮椅上看完了影片。总统和总统夫人都很受感动，表示应该广泛宣传这部电影，以取得更好的效果。
遗憾的是，总统并未表示美国政府将给西班牙共和派以实际行动上的支持。
两天后，海明威和伊文斯又带着这部纪录片到电影城好莱坞去为西班牙共和派募捐。他们在好莱坞举办电影招待会，伊文斯当放映员，海明威作演讲。海明威精心准备了一份长达17页的演讲稿，听众很受感动。
在四周时间里，海明威像旋风一样在好莱坞进进出出。由于他的名望，他的热情，他的一片忠诚，再加上电影所起的作用，他们在好莱坞募到的捐款足以购买20辆救护车。
海明威喜欢离群索居，却绝无孤芳自赏的文人雅士病，他一旦跨入时代的潮流，便是能量极大的社会活动家。
因为，他信奉行动，他拥有赤子般的热诚。
6. 烽烟与情变
海明威在基韦斯特度过了他的第38个生日。由于家里危机四伏，这个生日过得很不顺畅。
他要重返西班牙。波林不同意，10年前她就发过誓，一旦成为他正式妻子，她就要反对一切方式的分离。波林的母亲也向海明威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劝他改变主意。
海明威向波林的母亲回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他说：诚然，他的妻子波林美貌贤惠，三个孩子也都很可爱，全家倍享天伦之乐，但他已经答应了西班牙人民他将再次到他们那里去。当世界上某个地方的人民正处在危难之中，一味考虑个人或小家庭的利益，未免太自私了。
而且，他估计共和派很快就能打败佛朗哥。“有一个时期我们认为共和国能取胜……那是我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
能打倒野牛、狮子和豹子，是勇士的自豪。而共和国取胜，才是英雄的幸福。
海明威又踏上了西班牙大地。他和玛瑟，还有一位名叫马修斯的记者，是第一批到西班牙内战中最艰险的战区——贝尔柴特地区——进行全面采访的美国记者。
他们爬上陡峭的山冈，骑马通过山间石径，坐着卡车行使在坎坷泥泞的新公路上；白天，经常在露天烧饭，晚上，就睡在敞篷的大卡车里，卡车停在农民的院子里。每天天刚亮就被鸡鸭牛羊猫狗的叫声吵醒。
山地里已经下雪，刺骨的寒风从车后档板飕飕地往车里吹。玛瑟以罕见的勇气和沉着忍受着艰苦，海明威对她的英勇和吃苦耐劳的精神非常赞赏。
他们的车子经常遭到佛朗哥军队的炮火袭击。海明威幽默地说：“炮弹嘛，就是那么回事，不打中你，你就没有事迹可写；打中了你，你就写不成。”
在高寒山区的共和军一个指挥所里，海明威听到嘴唇冻得发紫的士兵唱歌：
我的先辈给我留下一笔遗产，
那就是太阳和月亮。
它们航行全世界，
不知疲倦，
永远不落。
这支歌使海明威倍感振奋，后来长久保存在他的记忆中。
弹痕累累的乡村、硝烟弥漫的城镇、国际旅的指挥部、共和军的前沿阵地、游击队的营寨、老百姓的农舍，都有海明威的足迹。
他帮士兵修理枪械，跟游击队员学习用酒瓶制炸弹，与军官一起研究战术，和同行记者讨论时局。
他还跟游击队员们一起吃坚硬的玉米饼，喝山里人自己酿成的酸酒。他随身带着一本“英雄录”，记满了他钦佩的人的姓名和事迹。他的挎包里时刻装着军用地图。他的照相机拍下了荒芜的田园，无家可归的儿童，死难者的尸体，和被炮火摧毁的断垣残壁。
他蓄着浓密的胡子，外貌很英武，即使看东西写东西时要戴上眼镜，也还是仪表堂堂。熟识他的官兵和老百姓都亲热而充满崇敬地称他为“将军”。
海明威为西班牙共和军和国际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真诚，直到共和军退守到最后一个城市马德里的时候，他仍战斗在这个城市里。他一边发急电，一边还在帮助共和军训练新兵，西班牙共和政府崩溃时他十分痛心。他“像难民一样越过比利牛斯山逃进了安全的法国”。
西班牙内战期间的两年里是海明威30年代中的创作高峰，他重写并出版了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同伊文斯合拍了电影《西班牙大地》，写了剧本《第五纵队》和十多个短篇，向“北美报联”发出价值1.5万元的新闻电讯——合约规定，每1500字付酬1000元。
这一段岁月还使他在两年以后写出了长篇战争小说《丧钟为谁而鸣》。
更重要的是，他向世人展示了一个作家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对人民的热爱、对真理和正义的追求。
《第五纵队》在海明威的创作中独具一格。它是海明威唯一的剧本，是在不断遭受敌机空袭的马德里写成的。它把西班牙内战与海明威在家庭婚姻爱情生活中的个人体验融合起来，表现了放弃个人幸福、献身于伟大正义事业的基本思想。
剧中的男主人公菲力普·劳林斯具有自传性质，剧中的女记者朵罗西·布里杰斯则是玛瑟和波林的综合。
劳林斯是个美国人，名义上是美国某报驻马德里的战地记者，实际上在西班牙共和军中从事反间谍工作。法西斯分子的特务组织第五纵队潜入了共和国首都马德里，破坏社会治安，四处搜集情报，为法西斯空军轰炸马德里指点投弹目标。劳林斯和他的战友的任务就是迅速侦破这个特务组织，保卫马德里的安全。
劳林斯住在佛罗里达旅馆，紧张地工作着。他在这个旅馆里遇见一个有钱而且漂亮的美国小姐朵罗西，并且爱上了她。朵罗西要劳林斯放弃工作，离开西班牙，同他一起返回美国。
两人的房间只有一墙之隔，劳林斯只消迈出一步，就能得到金钱和美女，但因此却必须离开正义的事业。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毅然断绝了同朵罗西的关系。
为了防止敌人新的空袭，劳林斯和人马克斯一起勇敢地袭击了敌人的观察哨所，抓了一名佛朗哥军队的高级军官，获悉了敌特的地址和接头暗号。他们为侦破法西斯第五纵队间谍网，保卫马德里，做出了重要贡献。
劳林斯是海明威以前的作品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型人物，他没有迷惘和空虚之感，他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他具有崇高的生活理想。他虽然有时也免不了产生消极情绪和疲惫感，但能在正义事业的鼓舞下自觉地克服它们。为了西班牙人民的自由和幸福，他把个人幸福和生死置之度外，在同法西斯间谍的斗争中不畏艰险，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终于胜利地完成了战斗任务。
劳林斯和朵罗西的关系既是海明威同玛瑟在西班牙生活经历的写照，也表露了海明威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隐含的嫌弃波林的内心情绪。朵罗西的战地记者身份和美丽迷人的外表，是以玛瑟为原型的，而她的富有和企图让劳林斯离开西班牙回到美国，沉迷于家庭生活的小圈子，则又是隐射波林。
海明威总是不满足于已经拥有的东西。他与哈德莉在巴黎塞纳河左岸那个锯木厂楼上艰苦奋斗的时候，金钱问题在他心目中是有分量的。
但30年代起，他在基韦斯特村有了安乐家庭，富有的波林家族给予他们慷慨的资助，他自己的创作，特别是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的那些作品，给他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这时候，他又日益深切甚至是不无惊恐地感到：金钱与安乐很容易变成侵蚀作家创造力的鸦片。
而他的“终极关怀”是要在前辈大师们没有涉足过的领域里写出世界第一流的作品，为世界文库增添文学瑰宝。
当他在西班牙内战的炮火中构思《第五纵队》的时候，当他在马德里的旅馆里写出劳林斯不愿随富有而美丽的朵罗西回美国去的时候，他的内心深处已经产生了摆脱波林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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