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将军是参谋班子中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通常称他为“老爹”。沃森是个高个子、红脸皮、性情开朗的弗吉尼亚人。在他那种军人的粗矿作风与温和的个性后面，隐藏着一种洞察一切的目力，足以识破别人的各种伪装。从罗斯福开始执政的时候起，他就担任总统的军事助理。在通常情况下，他应该早被调往军队担任其他职务，但罗斯福少不了他，从任何意义上说，他都是总统的左右手。
斯蒂芬·厄尔利， 早在1912年就是罗斯福的亲密朋友。当他最后在1945年6月退休的时候，杜鲁门总统授予他荣誉功勋勋章。厄尔利与沃森一样，是弗吉尼亚人，也无限忠于他的首脑，但除此而外，他们是完全不同的。厄尔利性子急躁，不耐烦外交手腕，他经常对总统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厄尔利原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因此能作常得体地调整总统与报界不时发生的龃龉。在这方面，他那无可置疑的坦率，是他最大的可贵之处。他严格约束自己，不打听白宫的机密；他不指望知道军事计划，也避免事先看到演说稿，唯恐其中涉及要宣布某项重大政策。因此，他可以开诚布公地对那些经常恭候在他门口的记者说：“这件事，你们知道的与我一样多。”他完全理解，任何为罗斯福工作的人，都应避免参与新闻记者编造新闻或制作标语口号的活动。不过，当他有消息发表的时候，他懂得怎样“对待”它，使它作为头版消息的价值减少到最低限度。
马文·麦金太尔是另一个华盛顿记者。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海军部新闻处长，开始同罗斯福有了接触。1932年，他作为新闻发布官随罗斯福周游全国，后来成为白宫负责接见工作的秘书。在罗斯福连任总统期间，麦金太尔因病未能继续这项繁忙的任务，才由沃森“老爹”接替，但麦金太尔依旧为总统办事，直至1943年去世为止。他的特殊功绩在于为白宫和国会作了桥梁，这两个机构虽然同在一个城市的同一条大街上，然而有时却似乎是处在不同的星球上。
罗斯·麦金太尔，大家只知道他是白宫的医生，而对他在二次大战期间担任海军军医局长所取得的成就，却没有足够的认识。由于战时这项工作十分繁重，因此他不得不把白宫的大部分日常医疗事务，委托给他的助手·才能卓越的海军少校乔治·福克斯，这个人在海军是行伍出身，靠自己的努力升上去的。
除了这些秘书，总统还有许多行政助理。这些人都是无名英雄，他们的职责主要是“搜集材料，加以压缩，写成摘要，供总统参考。他们无权支配任何部、局的任何人”，而且明确规定不得在总统与政府任何其他官员之间进行干预。这些助理人员以“甘当无名英雄”著称，他们中的一个人，丹尼尔斯，在他的《波托马克河上的边境线》中，对他们的活动描写得最出色。白宫最重要的常任官员是执行书记鲁道夫·福斯特，他与他的助手们负责处理日常公文函件。福斯特早在麦金利当总统时就已进入白宫。对于他们来说，尽管一个总统来了又去，他们的工作却永远不会中断，每一个工作日，总有数十件以至数百件公文——法案、命令、委任状等——得按规定手续签署、记录和分发。有一件事被罗斯福认为是他一生中的光荣。这就是在1944年10月，当他出发去作竞选旅行的时候，福斯特破例到门口来送他并与总统热烈握手，祝他一切顺利。对此，罗斯福饱含感情地说：“所有这些年来，鲁道夫像这样违反他的性格，把我当作一个人，而不仅仅是对待一个总统那样与我讲话，这确实还是第一次。”
白宫工作班子的所有助理人员，实际只是总统的“私人”办事人员，不是政府系统中任何一个环节上的官员。可以说，在1939年以前，总统并没有自己真正的行政机构。在他与内阁官员之间，他不能通过任何人来行使权力。因此，政府的无数条线汇集到白宫时，不是通向总统的工作班子，而是通向总统本人。宪法没有在他与10位内阁阁员，以及数十名代理机构和使团首脑之间，提供任何“中间人”。这些人都是直接向他报告工作，而且往往没有他的书面指示，便不愿采取任何重大行动。当一个部与另一个部发生冲突并由总统来着手解决的时候，他所依据的只能是争执当事人向他正式提出的汇报，然后经过调查弄清是非曲直，作出公正判断。
1939年9月8日，即欧洲战争爆发后，罗斯福颁布他的“全国有限紧急状态”宣言的那一天，他还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要对总统所属的行政机构进行改组，把原属财政部的预算局改为总统直属机构。预算局长直接受命于总统，他领导着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在全面执行总统的各项方针政策时，只向总统一人负责。局长哈罗德·史密斯的职责，远远超出了财务工作的范围，他的任务中有一项是：“向总统汇报政府各机构活动的进展，包括拟办的工作、实际开始的工作和工作的完成情况”。预算可以而且必须派遣代表，前往政府各部、美国各驻外使团和各个战场，为总统本人搜集准确的材料，使他知道，那些经费是怎样使用的，谁用的，使用后的结果如何。因此，该局确实是总统的私人情报机关，或者如某些心怀不满的官员所说，是“他自己的私人盖世太保”。
哈罗德·史密斯曾经说过：“预算局划归总统府之前，在我的思想中，往往认为总统府只是一幢庄严堂皇的美国初期的官邪，全世界最强大国家的最有力的人物，便在那里生活和工作。在这个庄严堂皇的官哪旁边，有一所摇摇欲坠的‘老房子’，这就是行政办事机构，是那位最有力的人物唯一可资运用的工作间。在预算局划归总统府之后，我们至少使它有了一个新翅膀，这翅膀有现代化的装备，也有胜任一部分工作的班子。”在史密斯的比喻中，庄严堂皇的官邸是表示宪法赋予总统的权力，而那所“老房子”则是表示，这权力的行使总是受到国会的限制，因为国会一直唯恐失去自己的特权。罗斯福改组政府的提议遭到反对，被指责为意在实行“独裁制”。这与当年反对批准宪法的人所发出的叫嚣，几乎如出一辙。舍伍德说，唯一不同的只是那时使用的恐吓话是“君主”而已。
史密斯和霍普金斯成了战时总统的左右臂。所不同的是，史密斯辎铢必较，负责协助总统管理财政经济，以及战时物资的调配和使用；霍普金斯则是总统政策的总顾问，或是白宫的不管部长；但他与在政府工作中对某一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的任何官员不同，他可以超然于这些官员所受到的特殊利益偏见之外。霍普金斯在没有任何法定地位的情况下，尽可能完成他的任务。难怪有人俏皮地说：“美国政府中的第二号重要人物，在世界最大一次战争的最紧要时刻，却没有一个合法的正式职位，甚至没有自己的办公桌，而只是在卧室中有一张牌桌，这实在是咄咄怪事；但他的卧室终究还是在白宫里边呢。”
霍普金斯为人谨慎，善于思考，但他从不擅自提出政策，他十分了解、也十分尊重他的首长，因此没有奢望要成为出谋划策的人。他认为他的任务是充当“共鸣板”，为实现总统本人规定的目标，商讨最好的方法。罗斯福喜欢边想边说，他最大的困难是要物色一位既有了解能力又完全可靠的人来听他讲。这人便是霍普金斯。
每逢罗斯福要发表重要演说之前，总要把霍普金斯、罗森曼和舍伍德叫在一起进行研究讨论。花在这些演说上的劳动是惊人的，因为罗斯福凭他敏锐的历史观念，知道所有这些话都将构成他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的一部分，同时对他的最后评价也将取决于他所说和他所做的是否一致。因此，他对自己的公开讲话极端重视，准备工作也十分谨慎。据参谋班子的人说，重要的演说有时需要一个星期，或一个星期以上的辛勤劳动，而且在紧张的工作开始以前，还要花相当多的时间进行酝酿。罗斯福不只依靠他的顾问为他搜集材料，他自己也有专用的“演说文件库”，包括总统收集的剪报，剪报上有他作的记号，表示有些意见是他赞成的，有些是他反对的，他觉得后者不应该出现在报纸上。此外，还有各种知名的和不知名的人写来的各种信件，这对罗斯福应该讲什么是有启发作用的。还有他口授的各种零星记录，这是他在前几天或前几周中临时想到的一些意见，供日后作参考用的。所有这些材料经过挑选后，在剪刀和浆糊的帮助下插入新纪录的材料中，再加上一些句子，使之前后衔接，这样便构成了一篇大体上连贯的演说初稿。这一般总比预定的篇幅长两三倍。当顾问们请总统审阅时，罗斯福马上翻到最后一页，看一下页码便说，至少得砍三分之二。然后他才一页一页地往下看。他常常停下来向“秀才们”口授“插入a段”，“插入c段”等等。每逢他要秘书们记录他的话时，便说：“格雷斯！把法令记下来！”这句话出自当时在美国流行的歌剧《我宁可办事正确》，著名演员乔治·科汉曾在剧中扮演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出戏对当时反对罗斯福的国会议员和其他政界头面人物，作了毫不留情的讽刺和挖苦。
罗斯福对文字要求十分严格，字斟句酌。他研究每一句话的含意，对全国各色各样的人，对他的朋友、敌人和中立分子所产生的效果。他十分注意标点符号，这倒不是看它们是否用得正确，而是看它们是有助于还是有碍于他的朗读。格雷斯·塔利喜欢使用大量的逗号，总统却喜欢把它们划掉。 他有一次对这位女秘书说：“格雷斯！请你不要浪费纳税人的逗号，这还要我告诉你多少次呢？”在演说定稿时，每个字都得计算清楚，罗斯福最后得决定，他能把多少字压进30分钟里。他有很准确的时间观念。 他的正常标准是每分钟100个字，但有时他会说：“在这篇演说中，有几段我可以讲得快一些，因此我总共可讲3150个字。”
罗斯福不仅有着纯熟的讲演艺术，而且使用文字十分准确。虽然在非正式谈话中纵谈天南地北，妙趣横生，但他知道，对于世界各国来说，他是美国的声音。在珍珠港事件前后那些天昏地暗的日子里，他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希望。丘吉尔发出的是不可征服的战士的豪言壮语，而罗斯福发出的则是反击的声音，解放的声音，是对人的尊严的保证。他的风趣，他的勇气，他的信心，使那些担心不再存有希望的人们，重新燃起了希望。罗斯福对他的演说，仿佛满不在乎，但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知道，每当他站在麦克风跟前的时候，他讲的话将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正如桑德伯格所说的，罗斯福的话“投下了长长的影子。”正是：一字值千金，句句得费神。欲知他的顾问霍普金斯如何发挥作用，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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