踌躇满志驭三军，热血豪情赤诚心；
祸起萧墙临大辱，含悲离别中缅印。
话说1944年9月4日，史迪威在印度新德里见到了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帕特里克·赫尔利少将。虽然史迪威已身为上将，但仍然十分尊重赫尔利，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很有实力和影响的人物。
赫尔利生于1883年，与史迪威同岁，早年从事律师职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作为军事使节在欧洲服役，显示了巧言善辩、纵横捭阖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在1929年至1933年的胡佛总统任期内，他作为共和党的活跃分子担任了陆军部长职务。反法西斯同盟建立以后，他再次担任协调同盟国关系的军事使节，被授予少将军衔。
史迪威与赫尔利有过一些愉快的交往。1943年11月，赫尔利为安排开罗会议事宜曾到过重庆，并在史迪威的陪同下会见了蒋介石。赫尔利当时告诉史迪威，在美国人们把他称作“中国的救星”。赫尔利还对别人说：“我和史迪威的立场完全一致。”史迪威也对赫尔利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称他是“真正的美国人”，并把他的重庆之行喻为“吹来一阵清风”。
正因为如此，当马歇尔和史汀生准备推荐赫尔利来华并征求史迪威的意见时，他未加思索就表示同意，还充满幽默感地说；“要做出美味的法国大菜既少不了油也少不了醋。”这醋当然就是“醋性子乔”，这油就是曾作过石油巨商、办事圆滑的赫尔利。
史迪威和赫尔利在新德里的会见非常融洽。赫尔利用夸张的口气告诉史迪威，他将“敲着桌子”向蒋介石提出美国的要求：第一，中国内部必须团结；第二，中国必须授予史迪威统一指挥在华军队的全权。只有当蒋介石同意合作，才会进一步谈论美国将在经济上给中国哪些帮助。
9月6日，史迪威和赫尔利一同飞抵重庆。
9月7日上午，蒋介石分别会见了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史迪威的会见安排在9点半，赫尔利安排在11点。“为什么先见我呢？是握手言和？”史迪威揣摩着蒋介石可能的意图。
蒋介石的态度显得很温和，说话的口气好像明天史迪威就要履行对中队的指挥权了。史迪威在日记里记下他同蒋介石谈话的内容：“迄今为止，我的工作100％是军事性的，但如果担任中队的指挥官，那就只有60％是军事性的，40％则是政治性的。如果我要使用人，他们必须承认国家军事委员会的权威。他（蒋介石）会经常向我提出建议。他希望我们之间不要客气。他对我绝对信任。”
显然，蒋介石关注的中心问题是问题，他担心与美国人建立联系会削弱他的独裁统治，而不管这是否有利于抗日。史迪威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他在一篇笔记中写道：“蒋介石面对着一种观念，而且这种观念击败了他。他对影响的传播感到迷惑，他看不到中国大众把人当作唯一可见的希望来欢迎。他们要求摆脱沉重的赋税，军队的为所欲为，戴笠的盖世太保，贪婪、、任人唯亲，无价值的货币，可怕的生命浪费，无视人权。”史迪威认为，是伟大的爱国者，是一支斗志昂扬的抗日力量，向这支部队提供援助，符合中国和同盟国战胜日本的共同利益。即使从暂时的利益来看，部队向华北出击，也是挫败日军“一号作战”的一项重要措施。
赫尔利在同蒋介石会见时，向他转达了罗斯福总统的口信：希望他能像英美两国授权艾森豪威尔统一指挥欧洲战场的盟军那样，让史迪威全权指挥中队，并给他以充分的信任。蒋介石用十分冷漠的态度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他不知道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是怎么做的。史迪威和艾森豪威尔的地位确实有着很大区别，艾森豪威尔的麾下有140万美队，史迪威手下只有9万多美军人员，而且除了加拉哈德部队以外没有别的地面作战部队。因此，用这种类比的办法，是无法说服蒋介石的。
在以后的几天里，史迪威、赫尔利同宋子文、何应钦等人就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初步交涉，双方分歧的焦点集中在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上。9月8日的会谈一开始，宋子文就直截了当地提出：“委员长必须掌握租借物资。”在这个问题上，美国方面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赫尔利明确地告诉宋子文：“不同意。”而且让宋子文用大写字母把这个词写在文件上。史迪威意识到，蒋介石虽然多次表示“原则同意”授予他指挥权，却迟迟不肯采取任何行动，其目的不过是想用一张空头支票换取对美国租借物资的控制权。他认为：“如果大元帅控制了分配权，我还有什么用呢。人将什么也得不到，只有大元帅的亲信才能得到物资，我的部队将只能去舔别人的屁股。”
在初步交涉的基础上，赫尔利经与史迪威磋商，拟定了需要商讨议定的10个问题：第一，中美合作的最高目标是促进中国所有军事力量的统一，以打败日本，赢得中国的解放；第二，为支持中国的目标，与中国合作以使同苏联和英国的关系更加密切和协调；第三，把中国所有军队统一于大元帅的领导之下；第四，集中中国的所有资源用于战争目的；第五，支持大元帅在民主基础上为中国政治统一所做的努力；第六，提出目前和战后中国的经济计划；第七，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前线指挥官的权限；第八，确定史迪威将军作为大元帅参谋长的权限；第九，准备拟制指挥系统表；第十，讨论今后对中国租借物资的管理。
9月12日，史迪威和赫尔利再次会见蒋介石和宋子文，正式递交了这10个问题。宋子文提出，“民主”这个词含义不清，有附加条件之嫌，要求删去第五条中“在民主基础上”一段。蒋介石表示，同意前六条；第七至第九条关于史迪威权限的问题，应由一项“国际协定”来予以规定；第十条关于租借物资，必须交给他掌管。史迪威和赫尔利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应按照华盛顿的意见，在重庆成立一个有中国代表参加的美国委员会负责租借物资的分配。
这次会见之后，史迪威一面让赫尔利起草关于“前线总司令”的任命和权限的文件，以便继续和蒋介石谈判；一面开始着手出任前线总司令的具体准备工作。
他草拟了一份大体的工作计划，内容包括：与第一战区司令陈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第四战区司令张发奎召开会议，调整对日军“一号作战”的防御部署；组织部队在宜昌、洛阳、山西向日军后方发动进攻；去延安与人协商，使其部队置于他的指挥之下，并由成都机场向他们空运物资；挑选部队集结和训练地点，以使美械装备的中国部队达到60个师，等等。
他还起草了一份一旦就任前线总司令后，发给各战区和各集团军长官的通电。在那里面，倾吐了他对中队的肺腑之言和殷切希望。他写道：“我希望你们把我看成是中国的真正朋友。我的唯一想法就是打败日本人，使中国强大起来，赢得自由，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建立一支强大的精良的军队。”“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要让一“外国人来干？’我要你们别那样来看我。我在中国生活了许多年，走遍了全国各地，我尊重中国人民和他们的品格，我目睹了中国士兵作战，我一直和他们、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
虽然史迪威对蒋介石能否授予他真正的指挥权表示疑虑，但他仍然满怀信心和希望地准备着率领中队同日军进行生死搏斗。因为他“对中国士兵和中国人民抱有信心”，认为中国人民“是伟大的，崇尚民主的……，他们诚实，节俭，勤劳，乐观，独立，坚韧，友善，谦恭。”问题在于“受到了不当的管理”。他希望能以他的力量来改变这一状况，挖掘出中国人民和中队的伟大力量。史迪威充满了豪情和壮志，但也不免带有理想化的色彩。
当史迪威在重庆忙于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艰难交涉的时候，派往前线的美军联络官不断给他发来关于广西和云南的战况。桂林危机，龙陵危机，一个个坏消息揪动着他的心。如果前线一败涂地，他就是就任总司令也难有回天之力。9月14日上午，史迪威飞往桂林视察那里的防务情况。
这时，日军在占领湖南各要地之后，继续按照“一号作战”计划向广西进犯。就在史迪威到达桂林的当天，全州失守，广西的门户洞开。广西境内有许多第14航空队的机场和美国租借物资的仓库，是日军打通印度支那的最后屏障，一旦失陷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史迪威找来了负责广西方面作战的张发奎，向他了解了目前的情况。张发奎告诉他，日军占领全州后，距桂林仅有100多公里了。根据委员长的命令，桂林外围的几支主力部队。“为避免不利态势”已经撤走，而让仅有的3个师在桂林城关门死守。后来，史迪威又从白崇禧那里了解到，蒋介石的意图是：“在桂林坚持两个月，等美国人在太平洋上打出个结果来。”为了挫败日军对广西的进攻，史迪威回到重庆后起草了一份防御作战方案，主张在坚持某些阵地防御的同时，组织有力部队实施机动作战。这样即使不能击溃日军，至少也不会在自己设的“捕鼠器”里困守待毙。
由于张发奎无法抽调兵力保卫美军机场，史迪威经与陈纳德商量之后，决定除留下一个机场给桂林守军空运武器弹药外，其他机场全部炸毁，美军人员和装备撤往昆明。
当天下午，史迪威离开桂林飞往昆明，派驻中国远征军的联络官米德尔顿向他汇报了滇西前线的情况。此时，驻缅甸日军的英帕尔作战已遭到失败，随后经调整兵力。向中国远征军发起了反击，龙陵和腾冲一带的战况十分紧张。不过，尽管远征军伤亡很大，作战十分艰苦，但仍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第二天上午，史迪威从昆明飞回重庆。
9月15日，当史迪威回到重庆时，赫尔利已经拟好准备提交给蒋介石的两份文件，一份是对史迪威出任前线总司令的任命书；一份是关于史迪威职权的指示。按照这两份文件，史迪威将在蒋介石的直接领导下，指挥所有在华的陆军和空军；享有按照中国的法律奖励、惩罚、任命和罢免军官的权力；享有改编、合并、调动和部署军队的权力；享有发布战斗命令，指挥部队作战的权力，等等。史迪威对这些内容感到满意，他认为没有这些规定是无法真正行使指挥权的，赫尔利也正是根据他的要求起草了这些文件。
近中午时，史迪威突然接到蒋介石的电话，要他和赫尔利一同到委员长官邸去。史迪威赶到后，蒋介石非常严厉地对他说，密支那的中国驻印军必须在一周内向八莫发动进攻，以减轻龙陵方面中国远征军的压力，否则，他就要把远征军撤回来用以保卫昆明。几天前，蒋介石已经提出要驻印军进攻八莫，但史迪威认为，驻印军占领密支那以后，部队伤亡很大，极度疲劳，必须休整一段时间才能继续作战，因此，他拒绝了这一要求。这时，远征军已在前一天攻占腾冲，全线只有龙陵一个点的日军尚在顽抗，情况远不至那么危急。史迪威与蒋介石进行了辩驳，他提出如果云南真是那么危急，可以把包围陕北的胡宗南部队调来增援。蒋介石再次怒气冲冲地表示，他要撤回滇西的远征军。
回到驻地后，史迪威马上给马歇尔发去了一封电报，报告了桂林前线的情况和蒋介石的无理要求。他写道：
今天从桂林回来，那里的形势已无希望。只有仅存的一些可靠的中国部队部署在城里保卫桂林，那里将会像长沙和衡阳一样变成‘捕鼠夹’。这些部署都是来自于大元帅本人的命令。……长江以南的灾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重庆缺乏正确指挥和远距离遥控，麻烦继续在向顶峰发展。今天，大元帅召见我，要求从龙陵撤到萨尔温江（怒江）以东。这使我感到惊讶，并进行了激烈的抗辩……。他听不进这些道理，只是重复他那套自己发明的愚蠢概念。我确信，他把华南的灾难当作小事一桩，以为日本人不会再在那个地方给他惹麻烦。按他的设想，他可以躲在萨尔温江的后面，平安地等到美国把战争打完。我们关于指挥权的会议还在拖延，明天我打算尽量坦率一些地同宋子文谈谈，希望让大元帅看到一点继续拖延和无动于衷的后果。
第二天下午，史迪威和赫尔利同宋子文举行了会谈。宋子文仍然坚持要由蒋介石掌握租借物资的控制权，并说这是一个大国的尊严，由美国人控制租借物资侵犯了这种尊严。这个问题确实十分复杂，当时美国向英国、苏联提供的租借物资，都是由受援国管理，唯独给中国的租借物资要由美国人负责分配。不过，英、苏两国都不存在国内冲突，中国则不同。史迪威和许多美国人都认为，如果把租借物资控制权交给蒋介石，就无法保证这些物资都用于对日作战。蒋介石会把大部分物资囤积起来，以便在战后用于对付和国内的其他政治对手。赫尔利驳回了宋子文的要求，他说：“请记住，宋先生，那是我们的财产，我们生产的，我们拥有它们，我们愿意把它给谁就给谁。这里也牵扯到1.3亿美国人的尊严问题，正是他们为此付了税。”宋子文一脸尴尬，史迪威则认为“帕特说得好哇”！
会谈未取得结果，史迪威把宋子文留下来，“开诚布公地”与他进行了个别交谈。自从1943年9、10月间，宋子文鼓动蒋介石要求撤换史迪威失败以后，他隐退了半年多时间。直到1944年6月华莱士来华，宋美龄、宋蔼龄姐妹出访南美，宋子文才公开露面，充当蒋介石与美国人打交道的中介。在隐退的那段时间里，宋子文曾托人给史迪威带活，希望史迪威能给他以理解，说有些事情他是受蒋介石之命而做的。因此，史迪威仍把他当作“朋友”。
史迪威按照他与赫尔利商定的两份文件内容，坦率地向宋子文谈了他对前线总司令职权的想法，并建议由陈诚任军政部长，白崇接任参谋总长，这样便于他履行职权。但宋子文表示，他对史迪威和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概念理解上的巨大差别“感到震惊”。他介绍了蒋介石关于前线总司令职权的规定：只能指挥前线兵团，不包括守备兵团，也就是不到中队的1/3；必须按照最高统帅即蒋介石的命令指挥部队作战，也就是没有命令权；的部队在“内政”未解决之前，不列入指挥范围；人事行政由中队行政系统按中国法规办理，也就是没有任免、奖惩权。史迪威气愤地说：“这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职务。”他向宋子文表示：“蒋介石的想法办不到，如果我没有权力，我就不能承担责任。”
他还用强硬的态度告诉宋子文，如果蒋介石不同意授予全权，他就将建议美国政府“彻底撤出中国和印度，到别处去建立基地”。同时，他又推心置腹地说，他参加美军44年来，一直盼望能率领美国部队效命于疆场，并且完全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不是把自己当作中国和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就能如愿以偿了。“我希望大元帅意识到，我不是来找工作的。”
马歇尔接到史迪威9月15日的报告以后，也在考虑作出强烈的反应。当时，美英两国正在举行第二次魁北克会议，英国人已答应于1945年初在缅甸南部发动登陆作战，蒋介石突然要撤回滇西远征军的消息使会议感到震惊。9月16日，有罗斯福和丘吉尔参加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会议决定：“由总统发给大元帅一份照会，指出撤退行动将产生的后果，并向大元帅指明必须为此而承担全部责任。”当天，罗斯福便签发了由陆军部起草的给蒋介石的电报。9月18日，该电报由华盛顿发往重庆。
同一天，中国时间已是9月19日。上午11点，重庆的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部机要室译出了总统的电报，并把它交给了史迪威。史迪威草草地看了一遍，顿时兴奋起来。总统的电报中写道：
如果你不为你在缅北的几个师提供补充兵员，如果你不向萨尔温江派遣增援部队，而是撤回这些部队，我们将会去打通与中国地面联系的全部机会，并将立即危及飞越驼峰的空中航线。对此，你必须准备自己接受其后果，并承担个人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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