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靖主义昧心良，引狼入室为哪桩；祸水东流是诡计，搬起石头自遭殃。
面对德意日法西斯咄咄逼人的侵略，斯大林多次倡议西方国家与苏联联合起来，制止侵略，维护集体安全；但是，在短视的西方政治家们的阻挠下，这种努力都付之东流了。
1936 年7 月举行的国际联盟会议，在英法的纵容下，取消了对意大利的制裁。为此，苏联外交部长李维诺夫遵照斯大林的指示，发表了极其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我们在这里集会，是为了结束人们一读就一定会感到痛心的国际生活史的一章。”为此，绝不应奉行绥靖主义。“对我本人来说，我宁愿有一个设法至少提供某种援助——即使这种援助是无效的——的国联，而不愿一个对侵略行为熟视无睹和无动于衷的国联……”李维诺夫进一步阐述了苏联的外交政策，并以此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保证人们对侵略和侵略威胁既不熟视无睹又不置若罔闻。苏联政府及时地和忠实地参加了对意大利的制裁，谴责德国单方面废弃凡尔赛和约关于限制军备的规定。德国重新占领莱因地区以后。李维诺夫在国联理事会上说，除非采取有效的对抗行动，否则国联就有可能变成一个有害的而不是有益的组织，因为不采取对抗行动“就会使各国放松警惕，就会使人们产生幻想”。与此同时，苏联驻伦敦大使伊凡·马伊斯基也在谴责这样一种看法：可以容忍在东方的侵略而不会危及西方的和平。他说：“这是最大的错觉……和平是不可分割的。”当时，在苏联和中欧之间，从波罗的海到巴尔干，有六个东欧国家：与苏联接壤的有立陶宛、波兰和罗马尼亚，在这些国家西面的第二层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这些国家的总人口接近一亿，其中大部分是非俄罗斯斯拉夫人。这块辽阔土地的大部分地区，经济是原始的，生活极端贫困，由于存在许多地区性的不和与敌对现象，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中。虽然其中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偶尔设想过在东欧建立一个有效的力量集团，但都没有取得成功。
匈牙利是马扎尔人的祖国，他们对大小斯拉夫民族都没有什么感情。罗马尼亚和苏联对比萨拉比亚有争议。现代的立陶宛是把帝俄时代的几个波罗的海省份分割出来而形成的。波兰人和俄国人是宿敌，两国的边界只不过是一条在1920 年激烈战争之后双方都感到精疲力竭的情况下确定的妥协边界。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条约，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诞生了，罗马尼亚的地盘则由于这种条约而大大地扩大了。这四个国家都是法国的盟国，都像法国一样想要维护凡尔赛“体系”。人们本来可以期望，这一共同目标会使这四个国家在军事和外交上形成牢不可破的团结。其中三个国家参加了“小协约”。“小协约”的主要目的是相互保护，使匈牙利的修订边界愿望不能得逞。在南斯拉夫北部有50 万马扎尔人，在斯洛伐克有75万，在罗马尼亚有150 万。但是，波兰不是“小协约”的成员国。在东欧国家中，波兰是幅员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它是共同利益中最薄弱的一环，这种薄弱主要是由于它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不友好的态度造成的。
当时的波兰政府奉行亲德反苏的政策。1933 年4 月，纳粹头子会晤了波兰驻柏林的公使，同时波兰首脑毕苏斯基元帅同驻华沙的德国武官进行了会谈。次年一月，两国签订了一项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两国的结合不是偶然的，主要是两国的政权都是默武主义和独裁主义政权，在意识形态方面都憎恶。戈培尔、弗兰克、特别是戈林经常访问波兰。在柏林，波兰大使利普斯基可以随时见到希特勒。而希特勒每次公开提到波兰时，口气都是和解而友好的，他还吹捧毕苏斯基是那个时代的真正伟人之一。
鉴于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西方大国特别是英国和法国的统治集团，在法西斯战争狂人面前唯唯诺诺，低三下四，奉行了一种极为危险的牺牲小国和鼓励“祸水东流”的政策，结果到头来，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希特勒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莱因地区和吞并了奥地利之后，胃口越来越大，立即转向他的下一个目标——捷克斯洛伐克，着手实施他的“绿色方案”。
希特勒现在决意消灭捷克斯洛伐克，要从地图上抹掉这个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新取得独立的国家。他对这个国家的新生深恶痛绝。
希特勒侵捷，仍像并吞奥地利一样玩弄“特洛伊木马”的诡计。在开始时，他并不直接出面，而是唆使他在这个国家的代理人、苏台德区日耳曼人党头目康拉德·汉莱因出面闹事，制造纠纷，进行颠覆，以便迷惑视听，掩饰他的真实意图。至于这种真实意图到底是什么，希特勒已经在11 月5 日向军事领袖们所作的演说和“绿色方案”的头几个指示中表示得清清楚楚了：
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攫取它的领土与人民，使之归属第三帝国。
尽管有了奥地利的先例，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人仍然没有憬悟到这一点。
由于他们政治上的短视，惧怕战争和战后可能爆发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仇视当时的社会主义苏联，所以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的礼物。法国和捷克斯洛伐克本来订有同盟条约，当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法国有义务给予援助。
可是一纸条约，从来不能保证帝国主义者说话算数。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格守法捷条约中的义务，背后却同张伯伦搞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勾当。1938 年4 月底，达拉第前往英国与张伯伦磋商。张伯伦对达拉第说，英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作战的，劝法国也这样做。张伯伦和达拉第居然说，希特勒的全部要求只不过是要为他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同胞“申张正义”而已。张伯伦说，“希特勒要求的是民族自决，而不是征服”。英法会谈后，法国通过外交途径密告希特勒，他要尽力摆脱对捷的条约义务。英法表示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不会卷入军事冲突，而且还助桀为虐，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
希特勒软硬兼施，一方面以武力吓唬英法，另一方面又伪善地宣称，如果满足德国对捷的要求，它将别无他求，准备同英国达成广泛的协议。在8 月里，德国动员数十万军队参加军事演习，德国飞机经常到捷克斯洛伐克领空骚扰。戈林还请法国空军代表团“参观”飞机工厂和飞行表演，结果将法国空军参谋长吓呆了。这位患软骨症的参谋长认为，“如果9 月底打仗，法国空军将在两周内被消灭，连一架飞机都不会剩。”英国首相张伯伦卖力地帮助希特勒侵占苏台德地区。他说，“英国在东欧没有重大利益”，“应让希特勒在东欧为所欲为”。更有甚者，1938 年9 月15 日，这位掌握着大英帝国命运的人，这位已经是69 岁高龄而且又没有坐过飞机的人，居然降尊纡贵，不惮7 个小时的长途飞行，到德国最偏远的伯希特斯加登去，央求希特勒千万不要动武，并许诺说，“对元首的要求定将协力促其实现”，并且还在公开场合加以鼓吹。从此，臭名昭著的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阴谋就这样开始了。
按照事先和希特勒的约定，9 月27 日，这位英国首相给捷总统贝奈斯发了一份电报，警告他，如果9 月28 日下午两点捷政府还不接受德国的条件，德队马上就会得到越过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命令，波希米亚将受到德队的蹂躏。这样，张伯伦就把战争的责任从希特勒头上转嫁到了贝奈斯的头上。然而，贝奈斯还没有来得及回答这份电报，第二份电报马上又来了。
接着张伯伦又提出了进一步的警告。威胁说，“这个计划如果不能实现，贵国除遭到武力侵略与武力肢解以外，将没有其他出路。而且，虽然这可能引起无数生命的冲突，但是不论这一冲突的结果如何，捷克斯洛伐克都将再也不能按原有疆界重建故国。”张伯伦办完了这件事情以后，就在晚上8 点30 分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
他说，“为了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我们对之毫无所知的人们之间的争吵，我们居然在这里挖壕沟，这有多么奇怪，多么荒诞，多么不可思议！”为了争取“和平”，他决心到德国进行第三次访问。他接着说，“不论我们如何同情一个强邻压境下的小国，我们决不能不顾一切地使整个大英帝国仅仅为了它而陷入一场大战。”当晚10 点30 分，希特勒要张伯伦“继续努力”的信到了，这正是英国首相急切要抓住的一根救命的稻草。他马上答复“元首”说：“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我不能相信，你会为了在解决这个长期末决的问题方面有几天的拖延。就不惜承担发动使人类文明化为乌有的世界大战的责任。”希特勒对此欣然同意。
1938 年9 月29 日上午，西欧四大国政府首脑正在向巴伐利亚州南部优美的古城慕尼黑集中。他们当中有两人从南面同乘火车而来，另外两人则乘飞机从西面飞来。
东道主希特勒和他的贵宾墨索里尼曾在前奥德边界上的基费尔斯费尔登会晤，尔后乘德国元首的专列前往慕尼黑。英国首相张伯伦和法国总理达拉第则在9 时以前分别从伦敦和巴黎乘飞机到达这里。还有许多新闻记者也纷纷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因为他们预计，使欧洲一直处于战争边缘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国际危机就要结束了。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交界地带，即所谓苏台德区，是进行这次力量与意志对抗的直接起因。但是，这天上午，却没有一个人从捷克斯洛伐克来到慕尼黑。直到这天下午，在会议已经开了相当长的时间之后，才允许布拉格派代表来，但不是来参加会议，而是来等待别人把他们国家的命运通报给他们。
莫斯科也没有人参加会议。李维诺夫和苏联的其他发言人对苏联被排斥在外十分不满。但是，大家知道，希特勒是决不会同意给苏联一个席位的。
事实上，说服希特勒同意开这个会，已经够难的了，只是由于他的朋友、另一个独裁者墨索里尼在最后一刻向他发出呼吁，他才答应放弃武力解决。
希特勒对达拉第的邀请，是由戈林打电话告诉法国外长弗朗索瓦—庞纳的。这位外长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二话没说，就转达了邀请。一小时后，邀请被接受了。我立即通知戈林。‘感谢上帝！’他欢呼起来。‘太好了！’”张伯伦对于不让苏捷代表与会是高兴的。在1938 年2 月，下院辩论外交大臣艾登辞职一事时，张伯伦曾宣称：“欧洲的和平必须取决于4 个大国即德国、意大利、法国和我们自己的态度。”当天晚些时候，他在为他的名单不包括苏联一事进行辩解时声称，“俄国”是“一部分属于欧洲，一部分属于亚洲”的。至于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不让一丝不苟而又善于辞令的贝奈斯到会，他就不会提出一些棘手的问题而使会议的结果更难迎合希特勒的要求。对此，英国首相即使不是在公开场合，也肯定在私下里感到宽慰。
在举行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张伯伦已经接近70 高龄了，而且看上去也确实老态龙钟。尽管他很不习惯于坐飞机，但他在过去两周内还是到德国作了两次往返飞行，而且现在还要作第三次。要知道，当时的飞机飞得远不如今天这样快，坐起来也不如今天舒适。张伯伦自从去了一趟伯希特斯加登以后，同他的大臣以及法国代表们举行了一系列没完没了的、有时是很伤脑筋的会议。他向全国发表广播讲话，向下院汇报自己的工作，还处理了大量外交问题。总而言之，张伯伦有充分理由感到疲惫和忧虑，人们本来可能预期他会对情况感到悲观。但是，议会里的一些绥靖主义者对他接受希特勒邀请一举作出的反应大大鼓舞了他。当时在下院大厅里和楼座上爆发出的掌声和欢呼声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当晚，唐宁街上聚集了许多表示“良好祝愿”的崇拜者。他们高呼：“老尼维尔，你真好！”他走到窗前，就像对就寝时间已过、依然兴奋无眠的孩子们讲话一样地说：“我想你们今晚全都可以安睡了。现在，万事大吉了。”因此，当张伯伦于次日清晨到达赫斯顿机场，并看到全体阁员都在那里为他送行时，他精神焕发，颇有些洋洋得意。以前常听人说，张伯伦出门总是随身带把雨伞，而这一次他并没有带。他笑容可掬地站在摄影机前挥动着他那顶黑色呢帽。个子矮小的金斯利·伍德和身材高大的哈利法克斯分站在他的两旁，从他的左肩方向望过去，可以看见霍尔—贝利夏那张喜气洋洋的圆脸。张伯伦亲切而诙谐地谈到他可以一而再地乘飞机去德国：“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常常重复一句箴言：‘如果你起初没有成功，那就努力，努力，再努力。’我现在正是在这样做。”接着，他想使他的讲话的文学水平更高一些，又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我能像《亨利四世》中的霍茨珀那样说：‘从这堆危险的荆棘丛中，我们采摘了这朵安全之花’。”这句引语恰当地反映了他自己当时的心境，但是可惜那荆棘存活的时间却比花朵长得多。
达拉第丝毫没有理由像张伯伦那样自鸣得意，他倒是应当对自己有所怀疑。捷克斯洛伐克的盟国不是英国，而是法国，法国有义务帮助捷克斯洛伐克打退进攻。如果战争爆发，不是英国而是法国可以把100 个师投入战场，并将成为作战的主力。无论从责任的角度讲，还是从军事实力的角度讲，重心都是在巴黎，而不是在伦敦。尽管如此，达拉第还是让张伯伦掌握主动权，一切让他决定。伯希特斯加登会谈，戈德斯堡会谈，这一切全都是伦敦决定的；法国一直跟在英国后头。显然，如果要在慕尼黑摊牌， 那么法国人就要受张伯伦摆布。
此外，还有良知和个人责任的问题。看来，张伯伦从未怀疑过自己的方针是否明智，而达拉第却总是在自相矛盾的痛楚中备受折磨。要是希特勒再次一意孤行，这一切会有什么结果呢？要是向布拉格作出的保证没有得到遵守，那法国的三色旗不是要永远受到玷污吗？另一方面，难道只是为了这些执拗的捷克斯洛伐克人，就应当牺牲年轻的法兰西这朵花，就应当使巴黎被德国空军炸成废墟吗？庞纳说过，法国同德国交战就等于自杀。空军参谋长韦尔明将军说，法国空军打不了仗。启程前，达拉第还问甘末林将军，万一割让领土不能避免，应当维护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甘末林回答说：要是防御工事不能留在捷克斯洛伐克人的手中，他们的国家就不再存在任何“有效的军事价值”了。
毫无疑问，在希特勒邀请到慕尼黑来的贵宾中，最高兴的要算是墨索里尼了。他即将占据舞台的中心。这一前景自然使他得意，在前来慕尼黑的火车上，他同他的外长齐亚诺谈笑风生，对英国人的软弱大加嘲讽谩骂。他说：
“一个崇拜动物乃至于为动物修筑墓地、医院和房屋，把遗产留给鹦鹉的国家，肯定是开始堕落了。此外，且不谈其他原因，这也是英国人口组成情况造成的后果。那里有400 万过剩妇女。400 万性生活得不到满足的妇女会人为地造成许多问题，以便使她们的感官得以兴奋或受到抚慰。她们不能拥抱一个男人，于是就去拥抱全人类。”当墨索里尼的专车进入德奥边界时，希特勒偕同德军司令凯特尔将军前去欢迎，并在车上与他举行密谈。希特勒握着墨索里尼的手发狂地说，“我们两个革命者”正在改变着欧洲的面貌，恢复德意两个国家强大的和受尊重的地位，实乃一大幸事。接着，他要凯特尔将军介绍军事局势。这位将军便在一张捷克斯洛伐克地图上标出了德国准备从奥地利、巴伐利亚、萨克森和西里西亚对之发动进攻的地点。墨索里尼还能听懂对方用德语作的介绍，但齐亚诺，尽管他的英语和法语都讲得很流利，却不得不依靠多纳小声替他作翻译。墨索里尼有时插言提几个问题，特别是有关捷克斯洛伐克防御工事的坚固程度问题。
这时，希特勒直言不讳地讲出这样一个事实：西部战线“根本没有防御”。
莱茵河同摩泽尔河之间有一些工事，但部署的兵力很弱。在同比利时以及同荷兰交界的地区，几乎毫无工事，莱茵河上游的情况也“强不了多少”。墨索里尼显出沉思的样子，希特勒赶快向他保证，在发动闪电进攻后三四天内，就能把捷克斯洛伐克人打败，那时西方还来不及动员。英国和法国没有充分武装起来，不会冒战争的风险。法国空军参谋长韦尔明将军不久前已看到德国空军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张伯伦和达拉第到慕尼黑来就再清楚不过地证明，他们要避开任何战争危险。
大约11 时，德意两国首脑所乘的火车驶入慕尼黑车站。前往迎接两位独裁者的有戈林、巴伐利亚州州长以及其他纳粹要人。为了庆祝这个重大的日子，学校放假一天。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乘汽车穿过欢呼的人群，来到在柯尼京街的查尔斯王子宫内为他们这些贵宾准备的房间。
尽管慕尼黑会议是当时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的焦点，但这次会议实质上只是走一个过场。希特勒邀请他的客人与其说是去开会，不如说是去跳四人舞。
慕尼黑的正式会议，是于9 月29 日12 点45 分在柯尼斯广场的所谓元首府里开始的。这次会谈不过是的尾声，只是办一个正式手续，把希特勒的要求不折不扣地按时交给他而已。会谈一开始就有一种“普遍亲善的气氛”。形式上没有人当主席，实际上会议完全是由希特勒主宰的。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拼命迎合希特勒。甚至在他作了“无论如何要在10 月1 日进军”的开幕发言以后，张伯伦还要拼命迎合他。
23 年后，达拉第对这场景象的描述十分逼真生动：“希特勒站起来，大骂捷克斯洛伐克人。他骂得可真凶。他伸胳膊，挥拳头，指责捷克斯洛伐克人对（苏台德）日耳曼人实行暴政，百般折磨，把成千上万惊恐万状的日耳曼人驱赶出去。希特勒进一步咆哮道：‘捷克斯洛伐克像现在这样存在下去，对欧洲的和平是个威胁……德国再也不能无视苏台德日耳曼居民的不幸和苦难了！’”所有这一切根本不是一种和平的表示，而是表明，需要英国和法国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人撤出希特勒想要的地盘，这样一来，就没有必要采取敌对行动了，或者说所采取的行动的暴力性质也就“消除”了。达拉第后来声称，这时，他问希特勒是否打算把捷克斯洛伐克消灭，并入德国。如果是这样，那他只好回法国去了。大为不安的墨索里尼叫嚷说，这完全是误解。希特勒则用比原先平静一些的语调向达拉第保证，他根本不想吞并任何捷克斯洛伐克人，而只想使所有日耳曼人回到一个共同民族的大家庭。
这时，墨索里尼从他的上衣外袋里掏出一张纸，说这是一项折中建议的草案。草案的第一条规定，捷方10 月1 日开始撤出；第二条规定，“担保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要向德国保证，撤退工作须在10 月10 日以前完成，现有设施均不得毁坏”。其实，这是墨索里尼的骗人伎俩。这项建议的草案原来是前一天在柏林德国外交部由戈林、牛赖特和威兹萨克草拟出来，并经希特勒审阅批准后送给这位“领袖”的。这样，所谓“意大利建议”不但成为这次会议上的唯一议程，而且成为后来慕尼黑协定的基本条款，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在柏林制造出来的德国建议。
英国人和法国人当然不知道这份文件的来历。不过，即使他们知道它的来历，他们是否会作出不同的反应，也是值得怀疑的。张伯伦和威尔逊一边听一边觉得，这是对以往“讨论过的许多问题的合情合理的重新阐述”，因此同意以这个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他们曾担心法国人会不同意，但是使他们“感到宽慰”的是，达拉第“当即表示他准备接受墨索里尼先生的文件，作为讨论的基础”。
这时，张伯伦马上表示赞同规定10 月1 日为撤离开始日期的第一条；但又说，他希望仔细讨论讨论第二条。这一条规定捷克斯洛伐克人要在10 月10 日以前撤退完毕，而且不能毁坏现有设施。张伯伦显然觉得，这是提出那个最使他烦恼的问题——即把捷克斯洛伐克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问题——的好机会。张伯伦问，“既然没有机会肯定捷政府会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英国怎能作出这样的保证？”希特勒对张伯伦提出的问题十分反感。他说，他对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保证不感兴趣；他们已经“在准备割让的地方进行破坏了”。墨索里尼支持希特勒这一意见：“等待捷克斯洛伐克派代表来是不行的，在撤退和防止破坏方面，这几个大国应当作出道义上的保证”。达拉第起初支持张伯伦坚持要让捷代表与会的立场，后来便退让了：“要是让布拉格代表参加会议会造成困难，那他准备放弃这一主张，因为重要的是迅速解决问题。”最后经过张伯伦的一再央求，希特勒终于同意了“让一名布拉格代表前来坐在隔壁的房间，以便能从他那里得到保证，并回去敦促捷政府认真贯彻执行”。
为此，希特勒大骂张伯伦。他对纳粹官员们说：“达拉第是位律师，他懂得哪些是小事，哪些是大事；你可以同他进行明确而满意的谈判。但是，这个张伯伦，就像一个好讨价还价的小店主……他比捷克斯洛伐克人还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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