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国家从两方面寻找逃出经济危机的出路：一方面是建立法西斯专政来镇压工人阶级；另一方面挑起重新分割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战争来劫掠防御能力薄弱的国家。
根据上述情况，苏联在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立刻投身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这个计划提出了5 倍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建设的新工业，以及整个经济的技术改造。然而，正如斯大林所说，这一任务“无疑是比较容易了”，今后任何一个五年计划都不会有第一个那么困难了。为了加速工作的进展，减少工作中的失误，联共中央根据斯大林的倡议，召开了国民经济各部门先进人员的会议。斯大林与工业及运输业中的斯达汉诺夫工作者共同讨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最重要问题。
1935 年7 月30 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铁路运输工作人员招待会，斯大林在这次会上作了关于铁路工作人员任务的讲演。1935 年11 月，斯大林在第一次全苏联斯达汉诺夫工作者会议上发表长篇演说。他指明斯达汉诺夫运动开辟了走向的道路，它包含有工人阶级文化技术高涨的种子，这种提高有助于将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领袖的会见，亲切的慰问，有力地鼓舞了劳动者的热情。两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建立起来了，这是保证苏联在伟大卫国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最重要条件之一。
1940 年生产了1500 万吨生铁，1830 万吨钢，3100 万吨石油。全部大工业的产量，比十月革命前的1913 年增加了近11 倍，生产资料的生产增加了19 倍，机器制造增加了44 倍，发电量增加了24 倍。苏联在工业生产速度方面超过了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产品的绝对数量方面居于欧洲的第二位。
在社会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那几年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同样迅速发展着。在1930 年到1933 年期间，大约有1400 万缺乏效率的小片农民土地合并成为约20 万个大农庄，这些农庄为集体所有，并用拖拉机和机器耕种。
随着工业的发展，农业必须现代化。
十月革命以后俄国的农民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甚至是公元前的方法耕种。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很长的路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4 公顷到8 公顷的土地，常常被分割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成连钉耙都无法转过身来的可笑的窄条子。1/4 的农民没有马匹，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通常用自制的没有金属铧的木犁。播种是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撤到地上，很多种子常常被鸟吃掉或者被风刮走。很少有机器。宗教节日固定了播种的日期。最虔诚的信徒把拖拉机看作“魔鬼的机器”。因此，任何为农业现代化的斗争，都是一场“反封建、反宗教”的斗争。
1928 年，农业已经从战争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已经达到战前的水平。但是运给城里的粮食却少得多了。在沙俄时代，尽管农民在挨饿，还是把谷物运出口。苏维埃时代的农民比以前吃得好了，但是出售的谷物就少了。余粮常常落到富农的手里，这些农村小资本家不仅从自己的田里得到谷物，而且还通过拥有磨坊和以收成作抵押而放债来获得谷物。他们同国家争夺粮食的控制权和农民的支持。因此，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的政策，就成为党中央的当务之急了。
1929 年间，农业集体化运动加快了步伐，很快席卷全国，出现了整村整区加入集体农庄的情况。1930 年1 月5 日，党中央宣布说，在五年计划期间，使绝大多数农民实现集体化的目标是完全可以达到的。它还进一步提到，要在1932 年秋季之前，在所有的粮食生产地区完成集体化。这就使集体化运动达到了“狂热的顶点”。由于要求太高太急，不少地区出现了强迫命令的现象。为了争取达到集体化的百分比，一些地区大刮浮夸风，用行政命令代替说服教育，有的竟采取“剥夺财产”、褫夺选举权等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一些地方领导人不顾中央关于“集体农庄运动，只是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的农业劳动组合”的指示，公然鲁莽地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组织农业公社，把住房、自用奶牛、小牲畜及家禽等实行公有化。
强迫命令和一些过火行动引起了农民的严重不满，加上阶级敌人的挑拨，谋杀和纵火案时有发生。有些农民用屠宰牲口的办法进行反抗。对农民来说，一匹马、一头牛、几只羊都是他的宝贵财产，在困难时期是食品的来源。但是，与其让牲畜被没收和交给集体农庄，还不如一杀了之。仅在1930年头几个月里，就有1400 万头牛被宰。
1929 年，在全国3400 万匹马中，有1800 万匹被宰。此外，在1929 年至1933 年之间，67％左右的羊被宰。
暴力和破坏的怒潮几乎到了不可控制的地步。斯大林对无政府状态的危险感到不安。
1930 年3 月2 日，他在《真理报》上发表一篇著名的文章《胜利冲昏头脑》。在这篇论文里，斯大林强调了集体农庄建设的自愿原则，并指出，在规定集体化速度和方法时，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地区的特殊条件。斯大林提醒说；集体农庄运动的基本环节是农业劳动组合，这种劳动组合只把基本生产资料，主要是粮食生产方面的基本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而并不把宅旁园地、住宅、自用奶牛、小牲畜和家禽等实行公有。斯大林的论文产生了极大的政治效果。
为了把纠正错误的事情贯彻到底，1930 年3 月15 日，联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详细分析了由于离开党的路线、直接违反党的指令所发生的种种错误。中央指出，“‘左的’过火行为乃是直接帮助阶级敌人的一种举动”。中央对几个犯了政治错误而又不善于改正错误的省委和边区党委进行了改组。4 月3 日，党中央又公布了斯大林所写的《答集体农庄庄员同志们》一文。这篇论文指出，“在农民问题上所犯的种种错误的根源，以及在集体农庄运动中所犯的主要错误是：不正确地对待中农；在建设集体农庄时违背了列宁所规定的自愿原则；违背了列宁所说的必须估计到苏联各地特殊条件的原则；公然跳过劳动组合而径直成立公社。”由于采取了这一切措施，党中央在许多地区克服了过火行为，从而把集体农庄的建设工作引上了健康的轨道。如果说，在农民大批加入集体农庄以前，苏维埃政权主要是依靠社会主义的工业，那么今后它将同时依靠迅速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农业了。
当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已经创立和巩固，而且已经继续向前发展的时候，斯大林向全党提出了一个新的任务，这就是在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必须拿出现代的新技术、新机床和新机器来供给燃料工业、冶金工业、轻工业、木材工业、军事工业、运输业和农业。由于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额的大量增加，必须把国民经济所有各个部门中的生产量增加两三倍。可是要达到这一步，必须拿出充分的现代新装备来供给工厂、苏维埃农庄和集体农庄，因为旧装备不能把生产量提到这样的高度。
斯大林指出，不改造国民经济各个基本部门，就不能使国家及其国民经济愈益增长的新的需要得到满足。不实行改造，就不能把社会主义的全面攻势贯彻到底，因为“要打破和彻底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就不汉要运用新的劳动组织和新的所有制，而且要运用新的技术、运用自己优越的技术。
不实行改造，就不能在技术和经济方面赶上并超过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因为苏联在工业发展速度方面虽已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但在工业发展水平方面，在生产数量方面，却比它们落后得多。为了消灭这种落后情形，斯大林强调必须在现代新技术基础上改造国民经济各部门。于是，“技术就有了决定一切的意义”。
到1943 年底，“集体农庄已成为坚强而不可战胜的力量了”。当时，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已约占苏联总农户的3/4 ，集体农庄播种的土地已约占全部播种面积的90％。1934 年苏联农业中使用的拖拉机已有28.1 万台，联合收割机3.2 万台。1934 年的春播工作比1933 年早15 天至20 天完成，比1932年早30 至40 天完成，而粮食收购计划则比1932 年早3 个月完成。
1933 年2 月，在第一次全苏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上，斯大林所作的报告，对动员庄员群众为巩固集体农庄而斗争的积极性起了很大的作用。
斯大林说：在旧制度下，农民进行单干，用古老陈旧的方法和旧式农具工作，为地主和资本家、为富农和投机分子工作，自己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而使别人发财致富。在新的集体农庄制度下，农民按劳动组合的方式共同工作，用新式农具——拖拉机和农业机器工作，为自己和自己的集体农庄工作，过着没有资本家和地主、没有富农和投机分子的生活，为了使自己的物质生活状况和文化生活状况一天比一天改善而工作。”斯大林在这篇报告中，不仅总结了集体农庄所取得的成绩，而且指明了集体农庄发展的远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机械化的程度，仅拖拉机一项，要从1932 年的225 万马力，增加到1937 年的800 多万马力。为了大幅度地提高农业生产，斯大林号召科学种田，并广泛采用农业新工艺。
然而，随着经济改造的深入和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斯大林居功骄傲起来，越来越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越来越不注意集体领导，一言堂作风盛行，而且作风十分粗暴。在多数情况下，斯大林不是通过说服、解释和耐心地同别人合作，而是把他的思想强加于人，要别人无条件接受他的意见。凡是反对他这种做法的人，或者力图证明自己的观点、证明自己正确的人，都必然会被开除出领导机关，接着就会受到精神上和上的折磨，尤其是在第十七次党代会以后所发动的那场肃反运动中，在其错误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下，使许多忠于事业的干部蒙受了不白之冤，使党的事业招致了不可估量的严重损失。正是：我行我素任蛮干，错误肃反酿大难。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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