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一九八三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铁z局有个姓赵的老司机，是专门给领导开小车的。赵师傅有个儿子，当时正好二十多岁，成天和领导们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破灭了理想，终日生活得很空虚。后来有一天，几个公子哥喝了酒以后在外面游逛，看到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戴着块手表。那时一块手表要一百多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算是很值钱的财物了。几个公子哥乘着酒兴，说咱们把那老东西手表抢过来如何？于是就上去把那老头子抢了。这帮人不走运，没多久遇到“严打”，全被抓起来了。领导们有权有门子，几个公子哥关了一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别看平时领导们的公子跟老赵的儿子一起厮混，这个时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别：最后轮到老赵的儿子当了替罪羊，判了个“抢劫犯”给枪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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