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

    除了白话新诗，胡适用力最多的要算短篇小说。他曾经说：“我是极想提倡短篇小说的一人，可惜我不能创作，只能介绍几篇名著给后来的新文人作参考的资料，惭愧，惭愧。”1

    其实，翻译外国文学名著在当年的文学革命中不仅用不着“惭愧”，并且是一件极有益的可供参考和借鉴的工作。五四时期，为了反对旧文学，使新文学现代化，曾经着重介绍和学习西方的启蒙思想和西方文学。那真是一个敞开大门、充分吸收异域营养的时代，新文学初出世，不论是思想倾向或者形式、结构和表现方法，都广泛地接受过外国的影响。从 歌德、易卜生、托尔斯泰、契诃夫到高尔基等，许多名家的名作可以说哺育了我国新文学的最初一代作家。

    胡适认为：“今日欲为祖国造新文学，宜从输入欧西名著入手，使国中人士有所取法，有所观摩，然后乃有自己创造之新文学可言也。”2 他的从事翻译便是这种运输异域营养的工作。这工作起手于1912年9月。

    胡适最初翻译的是法国都德的爱国名篇《最后一课》，当时译为《割地》，登在上海《大共和日报》上。接着又译了都德的《柏林之围》。3 1916至1919年间，连续译了莫泊桑、契诃夫等人的几篇作品。到1919年9月，胡适将它们编为《短篇小说》第一集，10月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4 薄薄的本子，10个短篇，大多用白话译出，给中国文坛吹进了一股清风。当时社会上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的才子佳人小说，还有那些学《聊斋》的札记小说，篇篇都是“某生，某处人，生有异禀，下笔千言，……一日，于某地遇一女郎，……好事多磨……遂为情死”，千篇一律的滥调文字。有志于改革的文学青年对这些东西早已厌恶了，读到胡适翻译的这本《短篇小说》，自然觉得格外清新，大开眼界。这本书的出版，对于那些致力于中国小说现代化的人们无疑是及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榜样，因此，不胫而走，半年便再版了。其中《最后一课》等一些名篇还被选入中学的国文课本，广为流传，数十年而不衰，甚至对某些文学青年一生的思想与事业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5

    胡适提倡短篇小说的热心，促使他做过一次关于短篇小说的专门讲演。那是1918年3月15日，北京大学国文研究所的小说科开第四次会议，到会的有周作人、胡适两个教员，傅斯年、俞平伯等四个学生。胡适面对这五位师生大讲短篇小说，从下午四点直讲到五点半。周作人也不时插进来讨论几句。这篇演讲便是后来改写成的《论短篇小说》。6 现在看来，胡适讲的道理都很肤浅，并有不少牵强附会的说法，但在那时中国的文人连什么是短篇小说大多数还不甚明白，报纸杂志上往往把笔记杂纂、篇幅不长的统统叫做“短篇小说”。在那样的时代，《论短篇小说》作为现代小说理论的启蒙读本，却还是胜任的。

    且看他给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罢：“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采的一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在阐述这个界说时，胡适又说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是一人生活、一国历史、一个社会变迁的“横截面”。这说法不一定很确切，却庶几近之了。

    《论短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是讲“中国短篇小说的略史”，从先秦诸子的寓言讲起，直讲到明清的《今古奇观》和《聊斋志异》。除了拉扯一些韵文来牵强凑合的缺点之外，大体上讲得是不错的，可算是最早用近代新观念和新方法来勾勒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历史轮廓的一次尝试。其中对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也间有精采，即便是用作品来阐释定义、印证界说，对于当时新小说的一般创作者和读者也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和帮助的。

    胡适自己也尝试着写过一篇白话小说，叫做《一个问题》，7 写的是留学回国的哲学家小山逛北京中央公园，碰到分别多年的老同学朱子平，竟几乎认不出来了。当年很有豪气的朱子平如今已是拖儿带女，境况十分潦倒，他见了小山就说要请教“一个问题”，并叙述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经历：辛亥革命把他家在汉口的店业“光复掉了”，为了生计他只好外出谋事，到北京陈老先生家里做家庭教师。陈先生为他作媒娶了亲，内人是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生，也教书。新婚第一年生活得很有乐趣，可是一连生了三个孩子，因为生活困难，雇不起奶妈，第二个孩子夭折了。后来子平丢了一处差事，收入减少，内人也失了业，处境更加艰难，子平只好晚上赶做小说，赚几个外快钱。他一天忙到头，就是为了自己、老婆和小孩子要吃饭。有一天，他在路上自思自想：“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从此天天想这一个问题，向小山请教的也是这一个问题。最后朱子平说：“小山，你是学哲学的人，像我这样养老婆、喂小孩子，就算做了一世的人吗？”这便是小说中主人公朱子平要问的“一个问题”，也是作者想说明的“一个问题”。但作品内容比较浅薄，手法也平庸，只是“人生在世，究竟是为什么的”这一个人生哲学问题的图解，而且平铺直叙了半生经历，与他自己为短篇小说下的界说竟是颇相径庭了。

    胡适自己常慨叹说，他是“提倡有心，创作无力”。在短篇小说方面尤其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