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为身处生意场却能超脱金钱之外，常有慷慨之举，虽为商人胡雪岩却能以国家社稷为重，他帮助朝廷筹粮筹饷，赈济灾民，为社会安定、商业繁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因而在官、商两界颇有人缘。胡雪岩游刃于官商两界，步步为营，节节上升，最终登峰造极，以“红顶商人”名扬天下。
在封建时代，商人虽然聚敛了不少钱财，但终归社会地位低微，因此以富求贵，跻身官场一直是商人的梦想。
晚清时，虽然一些思想颇为开明解放的官员，发出“以商立国”、“商为四民之纲”的呐喊，然而，由于传统的惰性作用，中国社会迈向近代化的步履还是相当沉重的。又因为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来代代承袭的官本位思想已成为积淀于人们心中的价值取向，畸变成难以挣脱的怪圈。商人在商场上有一番成就后，往往通过捐纳等渠道，获得官员的身份，以此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唐力行在《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一书中举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苏州总商会为例，其总理、协理两人拥有中书衔，十六个会董中，捐有二品职衔、候选州同衔、都事衔者各一人，试用知府、布政使司理同衔各两人，候选同知、同知衔，候选郎中、员外郎，候选县丞、知事各三人。这说明中国的近代商人仍竞相捐纳报效，想方设法与官僚沾边，以博取荣衔、求得封典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
与胡雪岩有生意往来的南浔“四象”(大丝商资财在银洋五百万元以上的称“象”，一百万以上者为“牛”，十万元以上者叫“狗”)之一的庞云鏳(1833—1889年)以儿子庞云济(1864—1949年)的名义，当年曾经向清廷捐献十万两纹银，作为赈捐河南、直隶灾害报效，后来由李鸿章奏请朝廷，赏庞云济为举人，特赏一品封典，候补四品京堂。
在清朝，赏穿黄马褂不仅光宗耀祖，而且在官场都可以高人一头。清太祖努尔哈赤第二子代善的后代昭木连(1776—1829年)在所著《啸亭杂录》记载黄马褂定制：“凡领侍卫内大臣，御前大臣、侍卫，乾清门侍卫，外班侍卫，班领，护军统领，前引十大臣，皆服黄马褂。凡巡幸，扈从銮以为观瞻。其他文武诸臣或以大射中侯，或以宣劳中外，上特赐之，以示宠异云。”历史资料中显示，只有皇帝身边的侍卫扈从和立有卓著功勋的文武大臣才能获得赏穿黄马褂的荣耀。即使是驰骋疆场大半辈子功勋卓卓的左宗棠也是在五十三岁那年，即1864年(同治三年)从太平军手中收复浙江省城杭州之后才被赏穿黄马褂的。况且黄马褂向来是由皇帝特旨赏赐的，没有臣下指名讨赏的前例。
但左宗棠鉴于胡雪岩虽为一介商人，却处处以朝廷大局为重，超脱了金钱之外，从不计较自己生意中的得与失，在收复杭州城，平定太平军残余部队过程中鞍前马后筹粮、筹饷，兴办洋务，捐粮、捐钱，功劳卓著，有目共识。为了胡雪岩的缘故，一不怕碰钉子，二煞费苦心做文章。他开始打算在赈案内保举胡雪岩，经与陕甘总督谭钟麟商议，觉得即使获皇帝特旨谕允，部验一关也不容易通过。于是，在1878年3月26日(光绪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左宗棠再次上疏请求皇帝饬令吏、兵两部于陕甘、新疆保案从宽核议。第二天，左宗棠又写信给谭钟麟，其中提道：“即以时务言之，陇事艰难甲诸行者，部章概以一律，亦实未协也。……胡雪岩为弟处倚赖最久、出力最多之员，本为朝廷所洞悉，上年承办洋款赡我饥军，复慨出重赀恤兹异患，弟代乞恩施破格本属有词，非寻常所能援以为例。……如尊意以陕赈须由陕西具奏，则但叙雪岩捐数之多，统由左某并案请奖，亦似可行。”4月12日(三月初十日)，左宗棠再次写信给谭钟麟，说：“实则筹饷之劳唯雪岩最久最卓，本非他人所能援照，部中亦无能挑剔也。”十天以后，左在给谭钟麟的信中又一次强调指出：尽管黄马褂非战功卓著者不敢妄请，但它大致依照花翎的赏赐章法。胡雪岩既然已得花翎，已类似战功之赏，而且他对全国各地水旱灾害赈捐达二十万，谁能比得上?由此左认为替胡雪岩奏请黄马褂也是与他的功劳相当，似亦并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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