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晚，我带儿子段蒙去北京，准备送张先生最后一程，我知道，这是最后跟张先生见面了。
次日，我们到八宝山为张老送行。
三月的北京，还是春寒料峭，我们父子顶着寒风，坐车往西到八宝山。八宝山的大名，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知道，这里安葬的，都是非富即贵的人物，而我们是第一次来这里，目之所及，都觉得处处庄严和肃穆。
张先生的追悼会是在竹厅，深黄色的长方型小木牌上，“竹厅”两个绿字，秀美大方。追悼会很简单，没有讲话，没有悼词，等候见他最后一面的人，都默默地在大厅外面排着长队，治丧委员会给每个人都发了一份张先生的生平和一朵小白花。
这时，我见到一些熟悉的人物，如著名的高官，新闻出版界名人，以及僧人，他们都是提前进入瞻仰室的。在这个时候，仍然是地位在起作用。
当然先见后见，没有本质的不同。一会长队开始向前移动，是轮到我们瞻仰的时候了。进入灵堂的来宾，还都在题签上签名，我和儿子也签上自己的名字。缓步进入灵堂，张先生的大幅照片，微笑着看着人们。灵堂正中，张先生静躺在灵枢里，面色安详，看到老人这熟悉的面孔，我不由得悲从心来。从此一个布衣大师离开了我们，我与我的精神导师从此人神两隔！
我的写作之路，张先生是我最重要的指引者，我以前一直在摸索写作风格，探求特点，但总是不得其法，写出来的东西要么虎头蛇尾，要么非驴非马，甚至连发表的东西，后来看看，也是极不满意。而自从接触到张先生，学习了他的写作风格之后，我从受影响，到喜欢，到追随，到模仿，结果后来写出来的东西，竟然还真有自己的特点了。后来听说中国作协在讨论发展新一届会员时，有评审委员在谈及我的作品时，说“此人年龄虽然不大，但文风老辣自然，语言平和而有特色，建议入会”云云。这一切，当然得益于张先生的影响。
摆满四周的挽联，我用相机拍下几幅，“横议说梦几多情，常人哲语负暄琐话；禅外顺生百事经，天降下民流年碎影。”挽联内容是以张先生作品相嵌，《横议集》、《说梦草》、《负暄琐话》、《禅外说禅》、《顺生论》、《流年碎影》。“文学中西合璧，思想行藏联珠。”这个评价对张先生可谓恰如其分。
张先生的女儿，头发完全花白，她捧着父亲的相框，神色凝重。照片上张先生戴的帽子，正是我第一次见他时，他戴的那个帽子。
还是在张先生躺在家里时，有一次我给他打电话，问他身体如何，电话那端，张先生的声音已经虚弱：“躺着啊，等死啊！”我听了，心里有些悲凉，甚至不愿意正视张先生已经是九十多岁高龄的现实，而是安慰他：“你身体会好起来的。”张先生显然知道自己处在什么境况下，他在电话里，声音小了很多：“人老了，也是怕死。命运不在自己手里的时候，更是怕死。”我相信张先生的话，也相信他的判断。他写《顺生论》，洋洋几十万言，对于人生，他是有太多的点评权利了。在《顺生论》最后的章节，他谈到了死亡，显然也是不那么慷慨。毕竟，人都是对生命有留恋的，那些年纪轻轻的人，之所以敢说不怕死，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死是什么，而真到了不能掌握自己命运的时候，甚至连死都没有能力去死的时候，人是不敢再说那样的大话了。面对生死，张先生又给我上了真实的一课。
此时我站在张先生女儿身边，和她合影，正中，是张先生的遗像。这是我与张先生的最后一面了，从此阴阳两隔。
张先生的著作，存我案头，张先生的音容笑貌，存于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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