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与辛亥革命——改革是否必然引发革命？（2）（2/2）
这一时期的统计数据，也很说明问题。新政时期，是一个民族资本投资的小。从1903年到1911年，1903年，新增企业9家，资本599280元。1904年，企业23家，资本5222970元，1905年，企业54家，资本14813391元，1906年，企业64家，资本21278449元，1907年，企业50家，资本14573047元，1908年，企业52家，资本22527338元。1909年，企业29家，资本9947254元，1910年，企业25家，资本4944740元，1911年，企业14家，资本2290500元。 就此可以看出，在1903年到1909年这个新政比较健康发展的时间区段内，企业和资本的增加是相当快的。与此同时，国家的财政状况，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应该说，在支付4.5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的前提下，作为国家主要收入的关税和盐税，已经被抵押掉了，清政府的财政状况十分困窘。但是，在1903年国家岁入一亿的基础上，1908年，国家年财政收入已经到达2.6321亿两，如果加上中央各衙门的收入0.3801亿，全国的财政收入则达到3.0122亿。 不错，在此期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规模的赤字，尤其最后三年赤字比例比较高，但也没有超过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成立资政院之后，国家有了预算，预算需要经资政院审议通过。1911年（宣统三年）的预算，原来岁入为296961909两，岁出381357175两，赤字84395266两。但经资政院的审议，岁入增加为301910294两，岁出降为298444360两，从赤字，变成略有盈余。 不仅中央财政状况大有好转，地方财政也相当宽裕，很多省份都有大量的结余。多的达到上千万两，少的也有几百万两。辛亥革命后民军的扩充，大部分用的是这个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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