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王朝政府赈灾，多有弊端，比不上乡绅办赈。下情不明，基本资料缺损，是个大问题。即使办事者有心办好，可能都办不好。也给那些成心不想办好，趁机捞一把的人，提供了机遇。但是，一般来说，放赈，都脱不了官府包办的套路，因为官府包办，是官场办事的惯例，但是包办，就有弊端。即使有人看着，有人复查，也弊端如故。大不了大家一起分钱，多分几份。如果政治不透明，缺乏民众的监督，即使几权分立，互相制约也没有用。很快大伙就能想明白，与其互相监督，互相掐架，不如伙起来一起分赃。在王朝的末期，统治机器锈蚀，官员习惯性玩忽职守，贪污成风之时，这种弊端就更加严重。几乎凡事沾官皆弊，什么事都办不好。前面的官贪污，派去监督的人也照样贪污，再派出监督监督者的人，也还是一样贪污。像这样类似慈善，赈灾派钱的事，就更成了经办者捞钱的机会——自然，惹出的民愤也就更大。赵翼开出的药方，其实很合病理，一个是市场化，一个是公开化。市场化等于让民间来办，而公开化则意味着打破官场的黑箱，使整个赈灾过程暴露在阳光下，让民间来监督。这样的话，再黑的官场，再龌龊的潜规则，想要办黑事，成本就提高了许多，至少，可以把赈灾的效果改善一点。
可惜的是，赵翼的方案，似乎一直没有得到重视。嘉庆皇帝也好，后来的皇帝也罢，都还是喜欢嘉庆的办法。嘉庆的办法，无非是胡萝卜加大棒，一边厢重罚，杀人示众，一边厢重奖，奖励奉公守法者，号召官员学习死了的李毓昌。骨子里还是企图唤醒官员的道德心，让他们本着天良，奉公守法，靠道德自律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这种办法漫说在王朝末期，就是初期都未必有效。树立起的榜样，该学的人，都死了，有哪个傻子要学死人呢？可是，多少代下来，统治者最喜欢的，还是嘉庆的办法。结果，中国式的赈灾，慈善救济，一直就是葫芦僧乱断葫芦案，精明人办糊涂事，一笔又一笔的糊涂账。苦了灾民，肥了所有该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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