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这些东西，忽然说些漂亮话，忽然说些糊涂话，我们都应该小心。其漂亮与其糊涂都可以其私人利益而解释。我们须认清我们的敌人，率禽兽而食人者将来就是这些东西，给革命势力以致命伤者亦就是这些东西。
由这回惨案后“丧家狗”之举动与言论，已经更可看得显著了。岂明先生谓这回老段所以敢杀人，实由于他知道知识界的身份并不比官僚清高，是可以用威吓利诱的，或是讲情面，或是用大洋，“舆论界”一定有一部分人替他掩护，所以他才敢这样。这个话可以使我们深省。其实自章士钊上台所做一切的罪孽，无一不是因为有这“舆论界”的保护，是应有一部分由正人君子及大学教授负责，这并不是效《现代评论》先生们欲替政府解围的手段，乃实情如此。倘是章士钊知道教育界能一致反对他，未必敢出其种种摧残手段，此可断言。其所以敢解散女师大，就是靠有一方“舆论”的帮助，有一方的教授们要替他助长声势，同时有新文化领袖说“女生都可以叫局”，所以女师大更非解散不可，同时有四十岁以上的太太们在那边愤慨激昂。谓今日女学生之“学风”非“整顿”一下不可，同时“整顿”时，有人“坐汽车”去“观戏”。这些话都属过去，可以不提，但是经过这回惨杀的事件，我们不能不慎重地把这教育界与政府实行“互助”问题彻底研究一下，倘是报上所载各校教职员代表敷衍政府的事实是真的。倘是每回政府预定计划屠杀数十枪伤数百学生以后九校代表的四校仍旧不愿意通过责问政府的案，我们还是这样容忍下去不是？将来知识界青年界无论如何受政府摧残都有人要替政府大卖气力，无论如何反对政府的提议（脱离章总长的教育部也好，声明执政府应负杀人责任也好）都要自己分裂不一致，还讲什么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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