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谈人生

    讨狗檄文（2）

    近来屡屡有人提议教育界之革命派及反动派应该重修旧好，勿自相攻击。我们对于这种的提议都是取坚决拒绝态度。我们是绝对不妥洽的，与政府妥洽的人妥洽即同于与政府妥洽。而且这种提议是简直可笑，无提出之必要。倘是大家主张一致，则言论自然一致，无妥洽之必要，倘是大家主张根本不同，则单求表面上之一致亦是无用。所谓不“平”何以和“和”？我们骂章士钊，你们也肯骂吗？我们攻击研究系，你们也肯攻击研究系吗？我们深恶《晨报》，你们也能深恶《晨报》吗？倘是肯，表面上不一致亦自然一致了，并没有讲和之必要。

    我曾经说过我们须先“内除文妖”才能够“外抗军阀”，这个文妖与军阀的关系恐怕大家看不明。岂明君说得非常明了，故重抄于左，希望大家趁这屠杀案未过去时，深思一下。

    （a）“也不见得以前的卫队军警一定怎样高明，到了现在才变坏了，然而以前不开枪而此刻忽然开枪了，这是什么缘故呢？是的，卫队军警并不变坏，而北京的知识阶级——名人学者和新闻记者变坏了……五四之役，六三之役，学生们轰轰烈烈闹得更厉害……那时为什么不开枪的呢？因为这是舆论所不许。大家不要笑我这句话说得太迂，只要把今昔情形一比较就明白了……”

    （b）“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其实这样情形当然不是此刻才有的，去年大半年来早已如此，反对章士钊事件可以算是这个无耻运动的最，而这回的残杀也就是其结果。政府以前还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到了去年知道这些舆论代表与知识阶级都是可以使得变相的，章士钊只须经手一千块钱的津贴便可分设一家白话老虎报于最高学府，有人长期替他颂扬辩护或诬蔑别人，这是多么经济的办法！有了一部分“知识阶级”做段章的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于是开枪矣！于是群起而拥护政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