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文载道

    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2）

    虽然司马迁只是粗略地提到了当时的情况，但仍可以想象司马迁当时所遭受的侮辱。然而在这里司马迁语气虽然愤慨却没有诸多抱怨，反而以自嘲的方式展示了自己才能的突出和品德的高尚。他随后写到：“仆闻之，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我听说，修身如何是判断一个人智慧的凭证，是否乐善好施是判断仁义的起点，如何取舍是判断一个人是否坚持道义的标准，而如何面对耻辱则是判断一个人是否有足够勇气的准则，一个人获得了怎样的名声是品行修养的最终目标。士人有了这五种品德，才可以立足于社会，才可以被称之为君子。）

    在这里，司马迁明确地提出了君子和品德高尚者的判定标准，以此来说明他的忍辱负重也是符合君子的行为的。所谓“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因此他的忍辱负重是有价值的。于是他最后感慨道：“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意思是说，无论我曾经受过怎样的侮辱和耻笑，只要我能够完成这本书（《史记》），并且使后人认识到这本书的价值，那我就死而无悔了！正是在这种坚韧不屈、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持下，司马迁才得以坚持完成了《史记》这一史学巨著的创作。司马迁的行为虽然在当时受到了诸多责难和侮辱，但在今天看来，他的忍辱负重的价值远远大于以死明志的价值，他用他的一生生动地诠释了“行事见于当时，是非公于后世”的内涵。

    这种不畏艰难，即使被世人不解也要坚持真理、百折不挠的精神，在古今中外的文人身上都有体现，如屈原的“虽九死其犹未悔”，南宋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等等。他们的行为在当时都不被理解，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坚持是正确的，是值得后人赞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