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红色经典”的革命电影思潮（12）（2/2）
在前十七年及“文革”期间，中国电影艺术悲剧何止孙瑜、谢晋、黄婉秋和严凤英，而是无数个艺术冤魂在悲叹，在挣扎，在期待。
1960年7月召开的“第三次文代会”是对文艺界的又一次“思想统一”。会议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确立为文艺的指南。周扬声称：“这个艺术方法的提出，是同志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有利于更好地发挥作家、艺术家不同的个性和风格，这样，就给社会主义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广阔自由的天地[3]。”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电影界小心翼翼地制作了一些作品，结果其中不少电影仍然遭到严厉批判，而批判的理由无非是电影的内容无法满足政治宣传的尺度和需要，如《早春二月》、《北国江南》等影片被指责为表露了人情人性，《逆风千里》、《林家铺子》、《不夜城》则因对历史和人物的阐释异于官方基调而遭到批判。接着，在整个文艺领域内，包括电影领域，对电影题材的规定，对电影表演的程式化要求，对电影思想的控制，终于在“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中，“前17年”走向了死胡同，电影领导权被控制，八个“样板戏”成为全中国当时七亿人口的精神“麻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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